李怡專文:受到沉重打擊才離開,我們都覺悟得太遲

2021-12-19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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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瀾中學時代。(李怡提供)

觀瀾中學時代。(李怡提供)

除做好本份的教師工作之外,麗儀在政治上不求進取,保持審慎距離。她不抗拒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但不積極參與。文革開始,許多年輕老師都爭做「造反派」,麗儀就做當時被批評的「逍遙派」。

失敗者回憶錄45: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1958年,麗儀分配到寶安縣觀瀾中學當老師。那時觀瀾是鄉下地方,交通不方便。香港去觀瀾,從出發到過境,再坐站站停的慢火車到「天堂圍」站,還要走6公里的山路,大約一個多小時,才遠遠看到觀瀾中學的校址,總共需時七八個鐘頭,辛苦一整天,才能和她見面。到1962年,通過寶安縣統戰部長馬志民的關係,麗儀被調到深圳中學,就方便多了,但路程仍然需要三個多小時。在觀瀾,我大約一個月去一次,到了深圳,我幾乎每個星期去一次。那時公司的同事都笑我去「做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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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儀在大學分配工作的志願中,填上靠近香港的寶安縣,相信黨組織已經在政治上放棄她了,只因為她出身好、表現單純,我在香港也算是左派外圍,所以中共就把麗儀歸類為可以「使用」之列。雖按她的志願分配,卻是寶安縣離香港最遠的鄉下,工作上只是讓她教知識課,沒有讓她做行政工作,甚而沒有讓她當班主任。在中共機構,政治上人分幾等,傳達文件、聽上級報告、可看的「機密」資料,都有等級區別。麗儀很快知道自己處較低一級。後來她以「超齡」為由被要求離開共青團。

在政治掛帥的社會環境中,麗儀不會有上升到管理層或調往大學深造的機會,因此她全部心血都放在教學上,學校要她教什麼,包括非專業的英文、數學甚至不在行的語文,她都自修、鑽研、傾力以赴,她口齒伶俐,語言生動,學生都喜歡她。在政治運動中,學校要求她帶學生到農村參加短期勞動,她也很負責去做,到了農村,她晚上給學生蓋被,替學生縫補破了的衣服。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號召學生向走資派當權派造反,學生在給老師的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對梁麗儀的攻擊甚少,勉強的攻擊點是指她在農村中對學生的關懷,是「進行資產階級的反動母愛教育」。在只有「階級愛」「同志愛」的極左浪潮下,一切其他的愛包括動物世界都有的母愛,也變成是「資產階級」和「反動」了。

除做好本份的教師工作之外,麗儀在政治上不求進取,保持審慎距離。她不抗拒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但不積極參與。文革開始,許多年輕老師都爭做「造反派」,麗儀就做當時被批評的「逍遙派」。

她極為珍愛跟我的關係,珍惜婚後的家庭,愛護女兒,是好母親。在觀瀾中學和後來在深圳中學,有好幾年的每年寒暑假,她都申請通行證來香港探親。按照中共的政策,合當批准她來港。實際上,當時申請通行證來港的人,大都不會再回去。麗儀從來沒有想過不回去。她認為「祖國」培養了她,她應該為「祖國」奉獻自己。我父親曾經在香港托人為她找到中學教席,但父親不了解,麗儀不是喜歡教書,她只是忠於自己的「愛國」信念。政治上受到一定歧視,她當然很清楚,但她覺得教好學生才最重要,而學生喜歡上她的課,她也知道。對工作,她有滿足感。每年回港兩次的情形,維持到1965年,期間只有約兩次受大陸政治局勢影響沒有批准她來港。1965年,是文革前夜的四清運動,接著文革,她再也沒有申請來港了,因為不會受理。

麗儀留下的小時候照片,大概十歲左右吧,那時我們還沒有認識。(李怡提供)
麗儀留下的小時候照片,大概十歲左右吧,那時我們還沒有認識。(李怡提供)

文革期間,學校基本停課,後來中央提出「復課鬧革命」,上的也是「革命課」,比如課堂講「革命文藝」。麗儀一直因為我這個「海外關係」而受歧視,但又抓不到她有什麼痛腳。直到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大禍終於臨頭了。

1965年之前,每年麗儀寒暑假回港,都是我們最快樂的時日。最奇怪的是,每當寒暑假將要結束,她即將返回大陸之前,她總會藉故向我發脾氣,往往要吵一架。我起先不明所以,後來想清楚,那是她臨離開前的心情極壞所致。我讓著她,使吵架降溫。現在,我是多麼懷念年輕時吵架的體驗啊!

1965年以後,她不能來香港,於是我幾乎每個週末去深圳。在文革的無理性左傾思潮衝擊下,我每次回去都心情忐忑,因為不知道「革命形勢」發展到怎樣地步,不知道麗儀和兩個女兒怎樣了,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回家的兩天會有什麼遭遇。但我仍然每週回去,因為總想知道她們的情況。直到1970年遇到重擊和傷痛。

隔離審查結束,她獲「解放」後,她仍然用專業知識繼續在「教育革命」的縫隙中,做好教育工作。但想來香港與我團聚的意向就很強了。

那些年,我一直沒有要求她回香港定居,用中共的術語,就是沒有拖她的後腿。她如此「根正苗紅」,如此單純和愛國,對奉獻「社會主義祖國」的信念曾經如此堅持,終於在沉重打擊後想要離開,原因已很清楚。

我沒有問過她,但她一定會想到:自己覺悟得太遲了。

我不是也這樣嗎?(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6日)

失敗者回憶錄46: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李怡不是我的本名,是六十多年前與麗儀談戀愛時取她名字的諧音而用的筆名,一用六十多年,已成為本名了。六十年多來,在政治運動不斷的前二十年,她受到不知多少壓力、磨難、鬥爭,迫她與我分離。但她堅持自己的選擇,對我不離不棄;後三十年麗儀伴李怡同行,對我的寫作生涯有著關鍵的影響,署名李怡或齊辛的文章也淌著麗儀的心血,有著她的支援與直接的助力。

1958年到1974年,麗儀在寶安縣擔任中學教師16年,具體工作情況我知道得很少。從她來港後仍然有幾個學生跟她密切聯繫,她離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在2008年辭世後,仍有不止一個受過她「反動母愛教育」的學生在靈堂上泣不成聲,至今仍然有讀友在我的網頁留言,說梁老師曾經教過他或她的媽媽,我相信她與學生之間的互動關係,是應該很好的。她來港後,談起教學生涯,都說每上一堂課都很大壓力,備一堂課要準備好久,這輩子不會再做教師了。由此也看出她教學非常認真。

1958年,梁麗儀到寶安縣初任中學教師.(李怡提供)
1958年,梁麗儀到寶安縣初任中學教師.(李怡提供)

1974年中共以「調職幹部」的方式,把她調來香港參加中資機構工作,實際上是讓她帶著兩個女兒來港與我團聚。為什麼會獲得這種待遇?這同我創辦《七十年代》後那幾年受到中共內部周恩來派的垂注有關,我會在以後的篇章中談到。這裡先談與麗儀生平有關的部分。

麗儀來港前,帶著兩個女兒到廣州,在一個非公開的地方,與我相聚一週,然後一起來港。到港後即擔任中資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副主任一職。對於讀物理出身、從沒有做過文字編輯工作的她來說,這職位無疑基於政治因素而不是能力因素。中共港澳工委在她來港前已經替我們一家準備了一處屬於家庭宿舍性質的居住單位,是我們付得起的廉宜租金。平日全無聯絡、也完全與出版行業無關的麗儀的黨員哥哥,就購置家具和在居處等我們入住。

1974年,是中共文革的後期,毛江的極左派力壓想挽救中國經濟崩塌的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首的傳統官僚派。毛江派控制著思想戰線。香港左派出版機構也籠罩著極左思潮,每天學習毛著,來自新華社的幹部常到各機構作中國革命形勢大好的報告,每天上班都要先「讀報」,指定員工只准看「正確」的《文匯》《大公》,不准看「錯誤」的《明報》之類的「反動」報紙。在中國生活了20年、特別經歷文革八年的麗儀,基於對大陸經濟和民生的了解,接觸到一般幹部的私下議論,使她對極左思想和政策極為抵觸。她甚至不聽新華社幹部的報告,抵制學習會和唱革命歌的集會,她向領導諷刺地問:為什麼不是只看更「正確」的《人民日報》?我們做出版工作的員工,難道可以在資訊流通的香港,關起門以為讀者都生活在大陸嗎?

她也影響我主持《七十年代》筆政的工作,告訴我中國大陸的真實情況,叫我不要只看中國自己的報導,和處於被封閉狀態的有限的境外媒體的報導。她向我指出,在《七十年代》上刊登的當時一些海外學者到中國訪問後寫的文章,是對讀者的錯誤引導。

1974年麗儀與兩女兒來港前在深圳水庫留影。(李怡提供)
1974年麗儀與兩女兒來港前在深圳水庫留影。(李怡提供)

1976年10月中國發生了局勢翻轉的「四人幫」被捕的消息,《七十年代》十一月號刊出署名「齊辛」的《北京事態分析》,和十二月號的《四人幫的上台和下台》兩篇專文,為海外所有認同中共政權的左派讀者解除困惑。這兩篇文章,實際上都是麗儀寫的初稿,我再予以修飾重寫的。這兩文,加上隨後一年以齊辛為筆名的中共局勢的分析文章,開始了我寫政論的生涯。但實際上,這些文章若不是麗儀起初稿,也是經過與她討論後的分析。署名「齊辛」,諧音「齊心」,也是「齊齊辛苦」之意。多年後,司徒華還問我,當時是否有特殊管道向我提供資訊,才寫出齊辛的文章,我對他說,真是沒有;實際上都是麗儀在大陸生活、觀察、體驗,從看到的事實中推斷其中的原委,而產生的分析。其實在大陸生活的幹部,大都看到極左派的禍害,只是不敢言而已;而香港和海外,因為與大陸隔絕,沒有真切體會,所以連司徒華,都以為我們有什麼內幕消息。

李怡不是我的本名,是六十多年前與麗儀談戀愛時取她名字的諧音而用的筆名,一用六十多年,已成為本名了。六十年多來,在政治運動不斷的前二十年,她受到不知多少壓力、磨難、鬥爭,迫她與我分離。但她堅持自己的選擇,對我不離不棄;後三十年麗儀伴李怡同行,對我的寫作生涯有著關鍵的影響,署名李怡或齊辛的文章也淌著麗儀的心血,有著她的支援與直接的助力。

1974年麗儀來港,我們一起生活了34年,她2008年離世。這34年一起生活,也同所有的夫妻一樣,有過不少的爭執。但許多人都知道,面對巨大災難,夫妻大都能夠同心,而在許多小事情上,卻往往爭吵不休,甚至彼此下不了台。而我們的情形是,一旦遇到爭執,就彼此都會想到我們的過去,覺得再怎麼不和,能夠在一起已經很難得了,可說是幾生修到的福分。這種相依相惜的關係,也許是上天對我們分離20年再重聚的回報。(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9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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