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對台工作會議於2018年的2月1日至2日在北京召開，替代俞正聲擔任政協主席，並負責主持日常對台工作事務的新政治局常委汪洋一上任，就把對台工作拉到習近平和中共十九大的高度，強調「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思想，是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對台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務」。不僅如此，汪洋還表示，「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台海形勢更加複雜嚴峻，對台工作面臨風險挑戰」，似乎預示著未來一段時期裏的兩岸關係，或有可能朝向更為動態的負面關係而發展。
本刊記者為此訪問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研究所所長朱松嶺，在具體層面上，台海形勢在哪些方面較之前更加複雜嚴峻？朱松嶺表示，「大陸對台具體工作，首先面對的風險和挑戰，來自台灣問題的外來因素或外部干涉；美國是橫亙在台灣海峽中，阻礙中國統一的最關鍵因素。」
朱松嶺認為，中國大國崛起的態勢已經引起美國等老牌世界強國的警惕，他們必然要遏制，至少要延緩中國的大國崛起，甚至崛起的態勢也引起美國的戰略不自信。朱松嶺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2017年12月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為例，稱報告直陳中國是美國各個領域的競爭對手，甚至是威脅，認為中國尋求挑戰美國的影響力、價值觀和財富。美國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接續在今年2月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演講，再稱中國為「新帝國主義列強」，不惜抹黑中國模式，背後表露美國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和擔憂。
朱松嶺認為，大陸在解決台灣問題上，正採取《棋經十三篇》中「應不當處，不如不應」的策略，當台灣問題一時不好解決，那就先去處理經濟發展的問題，把棋盤中其他容易解決的問題先解決掉，待實力提升起來再說。
兩岸民意疏離的風險增大
然而，問題在於美國可能不給中國順利崛起的時間，除了在經貿層面可能對中國開戰，還必定會利用台灣問題來遲滯中國的崛起，台美軍艦互訪和《台灣旅行法》就是在這種競爭性背景下產生，這可能是美國就台灣問題給中國帶來的最大風險。對此，朱松嶺表示，「越到台灣問題快要攤牌的時候，美國就表現得越焦慮，干涉台灣問題的力度就會不斷提高，干涉台灣問題的手段就會更加直接，兩岸問題顯示出的風險和挑戰就越直接，需要做出政治判斷的難度就會越大，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就會進一步增大。」
其次，大陸對台具體工作也面臨兩岸民意進一步疏離的風險，尤其在台灣政黨輪替後，兩岸民意疏離的程度有擴大趨勢。追本溯源，造成兩岸民意一次又一次疏離的原因，實質是兩岸政治的對立。一如朱松嶺所指出，「兩岸政治對立的核心表現是政權對立；政權對立在對外關係上表現為邦交國的爭奪、加入國際組織或者享有國際組織權利的博弈，在台灣用選票方式進行政權更替後，政治對立又表現為兩岸民意的對立」，於是每下愈況。
以台灣目前三次政黨輪替為例，前後歷經了扁、馬、蔡政府，歷史規律表明，過去的兩岸關係深深受到台灣內部政治變化所囿，更具體地說，是受到歷次選舉結果，造成兩岸關係正向或負向的發展。因此，除了朱松嶺言及美國干擾的風險因素外，兩岸關係更多的風險，其實源自於台灣內部，包括定期性的選舉以及立法院的法案議程。
首先，定期的選舉週期對習於民主的台灣而言，只是民主表現的基本形式，但弔詭的是，本屬中性的選舉週期，反倒成為每次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點，意外構成台灣內部政治發展與政黨如何回應、再回應兩岸關係的挑戰。
展望2018年於兩岸的意義，除了是前述十九大後的開局年外，也是台灣地方的大選年。雖然作為蔡英文政府期中考的九合一選舉，其政治性議題不及總統選舉濃烈，但六都選舉結果和藍綠執政縣市版圖的變化，直接攸關藍綠政黨於2020年總統大選的基本盤，因此很難排除未來一年，是否會再出現有心政客鋌而走險提出挑戰兩岸穩定的政治訴求，這是一個無法預測的風險。
其次，另一個可能生致兩岸關係風險的來源在立法院。例如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陸續進行以「推進國家正常化」為目標的政治行動，立法《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和《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將轉型正義自從前的政治化導向法律化，並迅速形成民進黨所欲的新秩序化。雖然轉型正義本身是有其政治正確的正當性，但因議題本身的特殊性，只要稍有不慎，極易淪為政爭工具，成為一場又一場到底是「去中國化」還是「隱性台獨」的角力，至於該被轉型的正義問題，反而淪為次要。試想，當這一切發生在高度政治分歧的台灣，待轉型正義推動到一定程度之後，台灣的民主在兩岸問題上，就有可能被轉化為指引兩岸民意進行對抗的工具。
內外風險加劇 走到盡頭有拐彎
兩岸的風險有來自美國干擾，也有隨台灣內部政治發展，兩岸相應互動而生的挑戰。然而，客觀評價諸多來自內外部的風險威脅，多是表態重於實際的政治展現，象徵意義多過於實際造成的現狀改變，重點反而在於這些因應不同利益而生的風險投放，能夠被放到多遠？要投機到什麼地步才會出現拐彎？
總體來說，考量目前兩岸實力對比下的關係，台灣在現有國際組織參與及邦交維繫等存量面向，因為維續能力極其脆弱，難擋日盛的中國大陸而風險四溢；另一方面，若台灣想從凸顯國體、爭取國際空間等增量的面向努力，等同直接挑戰中國大陸，風險更甚。近期美國參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後，台灣與美國官方竟一度出現各說各話的情況，顯示台灣在權衡美中台關係時須謹慎。別說該法不具強制力，若日後真的成為具有效力的「法」，恐迫使蔡英文政府直接承受來自對岸的巨大壓力，北京也將被迫針對該法「重踩紅線」的行為做出具體回應，兩大之間難為小的結果，台灣只有獨自曝險的份。
＊本文選自《多維TW》月刊02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