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那些壓迫我們，剝削我們，不讓我們自由講話的混蛋，/從根鏟掉！」
失敗者回憶錄29：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因回憶錄紙媒載體《蘋果日報》的終結，上週打斷了回憶的順序，寫了很可能是《失敗者回憶錄》的終章。現在再回到順序。此刻想到的是：人類的歷史不斷重複，災難也不斷重複，而人類從來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許多事情太相像了。寫回憶錄可能也只是對自己有意義而已。
回到順序，是1948年我到香港後，記憶中這一年中國的社會意識及出現的文化產品。其中廣泛流行的還有歌曲。向掌權政黨抗爭的著名歌曲有《團結就是力量》、《跌倒算什麼》，前者的名句有：「朝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後一首的名句有：「跌倒算什麼，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生要站著生，/死也站著死！」
諷刺歌曲最廣泛流行的有《古怪歌》，句子有：「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板凳爬上牆，/燈草打破了鍋，/月亮西邊出，/太陽東邊落，/河裡的石頭滾呀滾上了坡。/半夜三更裡，/老虎闖進了門，/我問牠來幹什麼，牠說保護小綿羊。/清早走進城啊，/看見狗咬人哪，/只許牠們汪汪叫，不許人用嘴來講話。/田裡種石頭，灶裡生青草，/人向老鼠討米吃，秀才做了強盜……」
這些句子的比喻，當時人人都知道指什麼。當時人們想不到的是，棄舊迎新大半個世紀後，歌詞的意義還在，現在不是仍常有「狗咬人」「老虎說牠來保護小綿羊」這樣的事嗎？
《古怪歌》在網上還可以找到五十年代歌手竇金懷的演唱，可見那時候這歌曲已從大陸流行到海外。
另一首流行歌曲是《茶館小調》，這是以民間說唱敘事歌曲的風格，來針砭時弊。先是形容茶館的熱鬧，「有的談天，有的吵，/有的苦惱，有的笑！/有的談國事，有的就發牢騷。」接著是老闆出來勸茶客：「國事的意見千萬少發表，/談起了國事容易發牢騷，/引起了麻煩你我都糟糕，/說不定一個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我這小小的茶館貼上大封條……最好是，今天天氣哈哈哈，喝完茶回家睡一個悶頭覺。」接下來是滿堂大笑。說「悶頭覺，睡夠了，/越睡越糊塗，/越睡越苦惱。/倒不如乾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談清楚，/把那些壓迫我們，剝削我們，不讓我們自由講話的混蛋，/從根鏟掉！」
這首諷罵國民黨政權的創作歌曲，在中共建政前很流行，建政後一直沒有看到有演唱。網上搜尋，近年有兩次有人唱，但瀏覽量只以百計，而且YouTube 設定「停用留言功能」。為什麼不能留言呢？因為留言必然聯繫到現在——現在的社會不僅是茶館老闆擔心茶客議論國事惹麻煩，而是根本沒人敢議論國事了，議論國事發牢騷甚至也不是丟掉差事或坐牢，而是會人間蒸發。
在毛澤東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後，在抗戰時期的中共管治地區，也出現了一批政治正確的文學作品，其中農民出身的作家趙樹理的作品，給我較深印象。他的著名小說有《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變遷》。《李有才板話》講紅區進行減租減息運動，地主閻恆元幕後操縱村政權反對減租減息，村中有一個愛編快板的李有才，被閻趕出村子，後在中共派員領導下，把李有才請回來，發動群眾，清算閻恆元。
李有才編的快板很有趣，我至今仍記得諷刺閻當村長十幾年的快板：
村長閻恒元，一手遮住天，/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
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選，/選來又選去，還是閻恒元。
不如弄塊版，刻個大名片，/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爛。
語言大眾化，新鮮活潑，是當時讀者喜聞樂見的作品。不過這作品在中共建政後就不流行了。因為儘管舊時代有地主村長操縱選舉，村長一當十幾年，但畢竟還是有選舉，還是「年年要投票」；而且「不如弄塊版，刻個大名片」也是嘲諷而已，閻家村並沒有實行。倒是在人民民主專政下，「刻個大名片」「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的事，真是實現了。
趙樹理曾被中共譽為體現毛澤東的工農兵文學的典範。不過，在中共建政後，卻沒有寫出像以前那樣觸目的作品。到了文革時期的1970年9月23日，趙樹理被造反派紅衛兵毒打而死，這是中共引以為傲的農民作家的下場。
北京出版、戴光中著的《趙樹理傳》中寫過一件事，1951年中共中央開會討論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說：「一定要請樹理同志參加會議，別的人缺席一個兩個不要緊，趙樹理可千萬不能少。他最深入基層，最了解農民，最能反映農民的願望。」當時中央的與會者大都附和毛澤東，主張盡快合作化，趙樹理來後卻唱反調，說老百姓有了土地後，不願意急著交出土地，「願意一家一戶，自由自在地好好幹幾年後，再走集體化道路。」但三年後，他寫小說《三里灣》，卻對農業合作化大唱讚歌。在專權政治下，即使是掌權者的愛將，也沒辦法不扭曲自己向掌權者的倒行逆施唱讚歌，而即使這樣做也不能保平安，最後還是在革命政權的權爭運動中被虐打致死。
（文章發佈於2021年6月30日）
失敗者回憶錄30：確立左傾價值觀
宋美齡感觸良深，默默地凝視長江幾分鐘後回身，說出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你們講的有關他們的話是真的，那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
1948年來香港在培正讀了兩年後，父親1950年讓我轉校到中共領導的愛國學校香島中學。記得剛踏足這學校時，真是耳目一新，與在培正時同學間的嬉鬧、冷漠、孤單完全不同，這裡的同學老師的親切友愛，就像大家庭一樣。在那裡四年，是我青少年成長和確立左傾價值觀與人生觀的關鍵時期。老師真心相信「只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這信念推動他們的教學熱誠，而整個校風就洋溢互愛互助精神。我認識了許多好同學，包括後來成為妻子的梁麗儀。
那時的左派機構，在香港居次等地位。愛國學校的老師薪資低，畢業生的社會出路狹窄，而且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在這樣的機構工作、學習，所依恃的就是政治信念。
儘管教育的目的，是要學生「愛社會主義祖國」，但不是用硬銷的、不可違背的「洗腦」方式，而是循循善誘，老師和「幫助」你的同學都真誠相信他們說的一切，他們是希望你也「覺醒」「進步」，走上他們認為的光明大道。
當時閱讀的幾本書，對我政治信念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
一本是我早前提及的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顯淺、生動，通俗的語言，通過許多具體故事和形象來講唯物論、辯證法、社會發展規律等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道理，我讀時十四五歲，讀後認為自己已經認識了這些哲學道理。艾思奇，原名李生萱，筆名是愛（艾）、馬克思（思）、伊理奇·列寧（奇）的意思。《大眾哲學》1934年至1935年在《讀書生活》半月刊連載，1936年出版單行本。從抗戰到中共建政的整個時期，在宣傳中共的思想意識上起了很大推動作用，許多年輕人不會看馬列的原著譯本，只看《大眾哲學》就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真理，並以此成為他們的思想武器，引導他們走上追隨中共革命的道路。在國共鬥爭中，國民黨有學問的人很多，但沒有人以通俗語言、通過講哲學的方式寫出這樣的書。國民黨的對策是將此書列為禁書。現在看來，《大眾哲學》根本不是哲學，而是政治宣傳，是為達到當時中共的政治目的而寫的。
一本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寫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英文本在1937年出版。中譯本有許多名稱，為了逃避國府的查禁，用得最多的書名是《西行漫記》。我少年時購入的版本，書名是《長征25000里》，是1938年出版，1949年重印的版本。美國記者斯諾，在1936年通過一些人的介紹、聯絡，進入中共西北根據地延安，進行了三四個月的採訪後，寫成這本巨著。通過對毛澤東和中共高級領導人周恩來、彭德懷、朱德等的採訪，生動地講述了中共紅軍在國民黨圍剿中大逃亡的「25000里長征」，建立西北根據地的「民主政府」的面貌，其中最突出和生動的，是由毛澤東自述的「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後世有關毛澤東早年的成長和活動的資料，許多都來自這裡。
斯諾不是共產黨的信徒，他以自由記者的身份，帶著當時無法理解的關於革命、紅色政權、蘇區的文化政治經濟、共產黨人的信仰等疑問，如實報道他的所見所聞。在當時來說，在中國大部分地區，以至全世界，都彷彿撥開了中共的神秘面紗，展現了斯諾筆下的中國共產黨的面貌。這本書迅速被譯成多國文字，並由暢銷書成為經典著作。在中國廣大地區，影響力尤其驚人。當時許多年輕人都是因為讀了這本書而奔赴紅色根據地，或直接間接為中共奪取政權效力。
在中共建政之初，我讀到這本書，也禁不住對中共革命者為建立新中國的努力無限敬佩，亦嚮往這種革命生涯。
斯諾所寫，是不是中共紅色根據地的真貌？毛澤東和其他幾位領導人的事跡是否真實？
我想到的是，在美國作家Barbara W. Tuchman所寫的《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45》一書中，記載了抗戰期間，有幾位記者訪問延安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讚揚共產黨人廉潔奉公、富於理想和獻身精神。宋美齡感觸良深，默默地凝視長江幾分鐘後回身，說出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你們講的有關他們的話是真的，那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
已經嘗到權力滋味的蔣夫人這句睿智而感傷的話，可惜當時沒有被傳播。而在斯諾訪問延安後幾年，紅色政權在西北較為穩固，就開展了鬥爭運動，而我那16歲的小姑姐也在那次的所謂「搶救運動」中被批鬥，並抑鬱而死。
在中共建政後，好長的一段時間，這本當年鼓舞了無數青年投奔延安的《西行漫記》，居然沒有再重版，後來重版也只是因應斯諾再訪華而作「內部發行」。我對此未有深究，但相信必有中共認為不適宜在掌權後公諸於眾的原因。中共的政策此一時彼一時，沒有真正要堅持的理念，一切都以有利於掌權者權力為依歸。
《大眾哲學》和《西行漫記》兩本書，對中共在國共鬥爭中佔取社會意識的上風，大有幫助。
對我年輕時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有影響另一本書，是一本蘇聯小說。下一篇再談。（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2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