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在文章裡提到，這個美麗的故事雖出於印度，但顯然已中國化了。「知其不可而為之」、「明其道不計其功」、「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些話和上面那個神話，在精神上不是完全一致的嗎？只是不及神話那樣生動感人罷了。大概「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幾個字，即說明自己在這方面的「中國情懷」。此外，余英時也表示，不但對中國如此，對香港他也一樣有「僑居是山，不忍見耳」的「香港情懷」情感。「最近為文涉及香港的文化問題，責之深也正由於愛之切。我先後在香港僑居了6、7年，何忍見其一旦燬於大火。」
周保松指，1950至1955年，余英時從燕京大學轉入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是其生命史上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然而這是偶然中的偶然，當時我對此絲毫沒有意識到。」但在過羅湖橋的一刻，「1949年的最後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許多人一起等待第2天（1950年元旦）過羅湖橋進入香港。當時我確實充滿著重見父母的興奮，卻並無重獲自由的期待」……「然而就在過羅湖橋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的經驗了。」
余英時也曾在回憶錄裡提到，「1953至55兩年間，在錢先生指導下精讀漢史，對我此下的學術生命，確實發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所以我認為我當時在校外的求知活動，對於我的思維和治學也同樣發生了定型的作用。」余英時指出，彼時的香港，「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識人數以萬計，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識群體，並擁有難以估量的思想潛力」，也在這個時候，余英時在香港完成了《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等6本著作。
周保松稱，自1950年代以降，當無數知識人在權力面前，選擇（或被迫）沉默、逃避，甚至主動獻媚和投誠的情況下，余英時卻一直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對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各種打壓人權和民主的舉措作出批判，並給予抗爭者公開聲援和支持，周保松稱，余英時不會不知道，他的公共參與，會給他的學術事業帶來各種不利和麻煩，包括消耗大量時間和精力，招致同行嘲笑和非議，得罪政治權力而遭到報復，可是他依然堅持，甚至直到生命最後階段，依然對香港的處境憂心忡忡，「但這些意義與價值為何？」
周保松分析，余英時承繼中國「士」的精神，踐行「知識人」和民主公民應有的責任。給予受壓迫者和抗爭者應有的道義支持，支持他們度過難關、共同面對困難；作為知識界翹楚、知行合一，為同寅和後輩建立榜樣，鼓勵更多人走出象牙塔，身體力行關心社會。累積社會道德資源，發展公共文化，為社會轉型做準備，「一種對於實現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內在呼召，非如此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