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兩起駭人的性侵指控震撼了整個中國，使人們關注該國被扼殺的#MeToo 運動和嚴峻的性暴力問題。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一名主管被指控灌醉、性侵女員工，在9日當天遭到開除；因涉嫌強姦罪被逮捕的華裔加拿大籍男星吳亦凡，則在10日晚間被爆出犯罪場所擴及到美國洛杉磯，他涉嫌在當地性侵未成年女留學生。
這兩起案件的受害者都選擇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發布指控，在網路上引發軒然大波，促使警方展開調查。當局的迅速行動贏得部分輿論的稱讚，認為這表明中國法治和刑事司法仍是有效率的；然而其他輿論則覺得，這反而凸顯中國執法上的瑕疵，性暴力倖存者居然要靠著在網路上大聲疾呼，才能尋求正義。
「有鑑於（吳亦凡）和阿里巴巴的高知名度，這兩起案件能引起如此廣泛關注並不意外，」中國女性主義學者馮媛說，「但這也提醒人們，其他更多性騷擾和性侵案件的被告若不是那麼有名或有影響力，（受害者）可能聲音根本不會被聽見。」
性侵倖存者長期面臨中國官方和社會輿論的汙名化與抵制。近年調查表明，在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中，性侵和性騷擾案件非常普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根據中國官方數據指出，2013年至2017年期間，有4萬3000人被起訴涉嫌侵犯婦女人身權利相關罪名，包括販賣人口、強姦和強迫賣淫。
但實際能獲起訴的案件數量很少。根據聯合國2003年至2012年的一份性侵研究，中國有大量性侵犯罪未被通報，就算被警方獲悉，立案率與定罪率皆低於其他亞太地區的平均數據。接受調查的中國男性中有22.7％表示他們曾強姦過女性，然而被指控者只有24.9％獲起訴，且僅15.6％被定罪。
要求改變性暴力問題，官方卻顧左右而言他
2018年#MeToo運動席捲全球，中國打擊性暴力犯罪不力的問題露出檯面，促使更多女性分享她們遇到的性行為不端和性侵經歷，但女孩們的高聲疾呼很快就被當局鎮壓，越來越多網路論壇與社交平台討論遭到移除，相關話題標籤與帖子上不了熱搜，而官方媒體則發表多篇文章聲稱性侵犯在中國不是問題。
兩年來，這涉及中國半數人口權益的議題正在逐步發展，2020年，中國修訂《民法典》，首次明確定義「可能構成性騷擾的行為」。但該國法律仍然存在漏洞，例如缺乏關於性侵案明確的執法指導方針。反性侵活動人士說，政府仍不願將性行為不端視為結構性問題，並傾向將責任推給犯罪的個人或其他非關鍵的方面。
例如，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認為，吳亦凡誘姦粉絲案暴露出的是「飯圈亂象」，必須「斬斷毫無底線的資本黑手，遏制泛娛樂化的野蠻生長」。官方媒體《環球時報》在一篇社論文章中宣稱，阿里巴巴醜聞反映科技界需要加強「法律和道德監督」，並要求公司將「資本」與社會價值觀結合起來。
CNN指出，從官媒的用詞可見中國政府對娛樂圈、科技業資本發展的廣泛打壓，該國的監管機構越來越針對有罰款和限制的企業。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言論忽略了反性侵活動人士強調的問題根源：國家缺乏對性暴力倖存者的支持，社會許多方面存在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
近年來，中國政府嚴厲打擊當地女權活動，2015年「女權五姊妹」事件，5名年輕女性為提升公眾對大眾交通工具性騷擾的關注度，而計畫舉辦一場活動，但卻因此遭到警方拘留逾1個月，直到國際社會強烈抗議才獲釋。政府支持者和民族主義者將女權稱為「女拳」，多次攻擊女性主義者的社交媒體帳號，導致平台完全刪除了她們的帳號。
#MeToo帶動思潮改變 這次，倖存者在輿論上獲勝
然而，受害者站出來指控吳亦凡和阿里巴巴時，仍獲得廣大網友壓倒性的支持，微博上流傳著「#女孩互助」（#GirlsHelpGirls）話題標籤，就像#MeToo運動那樣，以標籤鼓勵所有女性發聲。現居紐約的中國女性主義者呂頻表示，民眾對性侵案的憤怒情緒高漲，政府之所以會如此謹慎應對，部分原因是這可能會鼓勵更多人參與社會組織、倡議運動。
馮媛說，指控吳亦凡和阿里巴巴的女性甚至都沒有在網路爆料中提到「#MeToo」，因為這詞很容易被社交媒體審查，「有一段時間，就連『性騷擾』也變成敏感詞，」她補充道。
對於許多活動人士來說，這兩起案件仍然提供了一些希望，即使政府不想擴大談論性行為不端，但公眾願意。「不管他們是否將案件定調為#MeToo，其本質仍是#MeToo，」馮媛說，「大多數著名的女權主義者社交媒體帳號都被審查過，所幸受害者總能找到自己的方式來發聲。」
「#MeToo運動不斷塑造公眾輿論和轉變觀念，」呂頻說，「幾年前，這樣的事情甚至可能不會引起爭議，或者會被忽視。儘管走司法管道的結果還很難說──這些案件會被如何處置，特別是刑事部分，很難預測。但就輿論而言，這是仍一場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