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匯報》關注中國日益加大的貧富差距以及中端品牌由此面臨的難境。德國《商報》則將目光投向歐盟起草的科技計劃，該計劃的目的之一就是應對數字大國中國。
《法蘭克福匯報》周六（7月24日）發表署名文章「中國富人推動股市上漲」（Chinas Reiche treiben die Börse）。文章的引言指出：「保時捷和百達翡麗在中國供不應求。然而隨著社會不公加劇，中端品牌的境況日益艱難。」
作者Hendrik Ankenbrand在瑞士高級制表品牌愛彼（Audemars Piguet）位於上海南京西路的專賣店裡感受到銷售人員疲倦的笑容，店裡部分表的價格超過10萬歐元，作者坦言：店員認為一個外國人買不起那裡的手表也是無可厚非的。
「而買得起的中國人則非常多，以至於國際奢侈品行業在新冠疫情期間經歷了股市大漲」，文章舉例指出：「去年3月中旬，當中國每天只有20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時，總部位於巴黎的LVMH集團的股價是338歐元，如今這個數字翻倍為657歐元。愛馬仕的股價從當時的628歐元攀升至今天的1254歐元，也幾近翻倍。」
「極端差距」
作者還注意到中國國家統計局近日公布的數據：中國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2.7%；社會消費品零售上半年同比增長23%。北京海豚智庫創始人李成東向《法蘭克福匯報》分析：「因為中國人在疫情期間不再出國旅游，但是依舊想購買古馳（Gucci）和普拉達（Prada）等奢侈品。中國奢侈品消費在全球奢侈品市場的佔比可能很快將超過現在的30%。」
雖然中國人對奢侈品的購買熱情勢不可擋，《法蘭克福匯報》的記者也發現：「中國官方的經濟統計數字也顯示了另外一面：這個國家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雖然這場全球大流行病幾乎沒有影響到上層階級的收入，但下層階級的工資卻停滯不前，甚至在下降。因此，中國的消費市場也正被劃分為一個愈加不平等的階級社會。」
一些中端品牌在中國或將面臨難境，分析師李成東指出：「中國老百姓以前喜歡購買價格稍高但質量較高的品牌商品。現在他們轉而購買廉價產品」，阿里巴巴和拼多多等網上購物平台的股價可能由此上漲。
總部設在上海的財富顧問公司博人金融的首席執行官宋光輝告訴《法蘭克福匯報》記者，中國的消費格局正在出現「極端差距」，「這是貧富分化的直接後果」，中國的經濟目前正在分裂成 「兩個完全不同的市場」。就德國的汽車行業而言，這意味著賓士、寶馬和奧迪的豪華車在中國的銷量創下新高，而大眾（福斯）汽車則面臨銷售數字下降的困境，《法蘭克福匯報》文章在結尾處如是寫道。
歐洲科技計劃
德國《商報》注意到，歐盟愈加關注科技對全球權力結構的影響。該報周五發表文章「歐洲科技計劃——電子外交」（Europas Technologieplan Digitale Diplomatie)指出，面對數字大國中國，歐盟尋求與美國協力合作，歐盟計劃在硅谷設立代表處就是一個例子。
作者Moritz Koch介紹：「經濟和科技進步一度被認為會為民主鋪路，這種想當然的假設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構成了西方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但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數字技術並沒有使中國民主化，反而幫助其鞏固了威權結構。互聯網並沒有改變中國政權的性質；中國政權反而正在改變互聯網的特點。歐洲花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這一點，甚至比美國還長。現在歐盟也准備好面對新的地緣政治現實。」
對此，《商報》認為其獲得的一份歐盟對外行動署（EEAS）的非文件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歐盟外交部長們近日在布魯塞爾討論了這份文件。
「科技對地緣政治的影響日益增多，並在不同統治模式之間的權力競爭中起到核心作用」，歐盟外交官在上述文件中寫道：「外國行為者利用科技發展來操縱和干預」，由此威脅到「我們民主國家的運作」。《商報》繼續寫道，歐盟對外行動署的文件並沒有回避對中國的指責：「中國已將科技作為其在全球尋求影響力的關鍵因素」。
因此，歐盟希望在未來能夠更有力地反擊這種情況。《商報》接著援引上述文件指出：「歐盟的數字化計劃——基於開放社會、公民的經濟和社會賦權、法治以及基本權利和自由」是一個「戰略優勢」。它應該被用來「抗衡將數字技術作為社會監控和鎮壓工具的專制制度」。
《商報》的文章分析道：「歐盟’網絡外交’的背後有兩點：意識到技術問題現在也是權力問題，並承認民主世界之前的中國政策已經失敗。歐洲尋求的新外交政策方向也代表了與過去的明確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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