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回到日本的矢板明夫努力學習日語，希望早日融入日本社會，立志成為一名政治家。機緣巧合之下，他在29歲那年開啟了記者的職業生涯。2007年，34歲的矢板明夫以日本《產經新聞》駐京記者的身份重返中國。】
在日本做記者的話，你要把弱者的聲音反映出來、替弱者說話、揭露不公平的現象、把隱瞞的真相挖出來是很難很難的，因為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但是在中國覺得太有成就感了，到處都是那種現象。
我有一個叫徐崇陽的朋友，在湖北做生意做得非常大，有各種各樣的旅遊公司、運輸隊。後來因為不得不跟共產黨的某高官合作，所有財產全部被騙走了，然後他就開始走上上訪之路。我剛開始採訪他的時候，他受到的打壓還不是很大。但說實話，後來每次見到他，他一會兒又被關進去了，一會兒又挨打了，慢慢慢慢地看著他被折磨得越來越衰弱。而且每次上訪，他的罪都增加幾條。那種感覺確實是很可憐。他就說「在這個國家裡，不管你多有錢，你都不能安心睡覺。不知道什麼時候噩夢降在你頭上。」
我採訪過幾十個、幾百個上訪者，大家都有各種各樣的悲劇。其實這些悲劇大部分都是體製造成的，因為中國是沒有替弱者說話的勢力，弱者的聲音是反映不出來的。他們就變成了中國一個非常無助的群體。一個國家幸福不幸福主要是看這些底層的人們。我們每個人隨時都可能變成弱者。你變成弱者的時候，能不能受到保護，有沒有人替你說話，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最重要的衡量的指標。所以我說中國的弱者非常可憐，中國這個國家並不幸福。
我有一次在北京的上訪村，碰到一個從貴州來的，40多歲的男的和一位大概60、70歲的湖南老太太。那個老太太是永遠住在那裡上訪的。兩個人的對話，我在旁邊聽到了。那個貴州的剛來嘛，也不知道在哪裡買飯。他們有很多很便宜的飯是給上訪的人服務的，什麼寫狀子的人啊，完全一條產業鏈在裡面。那個貴州人剛來，他不懂。那個老太太就教他怎麼做；什麼時候警察來，怎麼跑。
說完後，她問他：「你的冤情大不大? 」那個貴州人想了半天，然後說：「說大也不大，說小也不小。」然後那個老太太說：「我勸你一句，如果你的冤情小的話，你就忍著。如果大的話，你就跟他們同歸於盡。上訪是一條不歸路，你一輩子就折在這裡了。」我當時聽著也是很感慨。這樣的故事非常非常多。習近平上台以後對上訪的人打擊得是更嚴厲了。所以說中國人更不幸了。
在中國政府眼中，那我就是境外敵對勢力嘛，基本上一直是受他們的監控，經常被他們請去喝茶，有時候還被請吃飯。特別是外交部，經常找我談心。但是我不會替他們說話。他們有的是喉舌。我告訴那些中國官員，有人把這些問題指出來話，其實中國能變得更好，沒人指正這些問題的話，中國會越來越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