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多年的醫療過失去刑化，隨著《醫療法》修正案日前在立法院通過一讀後，再次挑動國內敏感多時的醫病關係神經。衛福部常務次長薛瑞元表示，或許仍有民眾質疑，為何政府主張醫事人員應成為唯獨不須為業務過失負刑責的特殊行業？惟試問除了醫界，還有哪個行業必須背負試圖扭轉已江河日下生命指數的使命？甚至必須向死神挑戰？難道這還不足以構成例外的理由？！
醫療結果不如預期 親人竟再也沒能出院
誰無父母、手足、親人？然而很多人自身或身邊的人可能都有類似的經驗，眼看著血親或摯愛意識清醒地被送進醫院，且表面看來原因可能只是尋常小恙、常年老毛病，還有些人入院的理由是為了迎接新生命的到來，出院與家人團聚的日子應該指日可待，卻因醫療結果不如預期，竟再也沒能出院。
「怎麼可能會這樣？一定是這家醫院的哪個醫療環節出了問題？或者某個醫事人員做錯了什麼？」這是多數人面對不良醫療後果後最常出現的直覺反應；影響所及，國內從地方縣市受理調處的醫療糾紛，一直到堅持以刑事或民事手段，為自己或家人討回公道的醫療訴訟，每年合計都有約千件。
美、日等國 醫療只有檢察官可提公訴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於美、日等國，因考量醫療之專業性，只有檢察官得以提起公訴，故相關國家即使未將醫療完全去刑化，亦極少見醫師被依刑事業務過過失起訴的案例。然而在台灣，針對刑事醫療業務過失民眾亦得提起自訴，導致國內每年循訴訟途徑解決的醫療糾紛中，竟有高達7到8成都是刑事案件；循求民事途徑解決的比率則只有2成左右。
薛瑞元：多數人希望公權力介入，保全病歷證據
薛瑞元表示，有人認為，部分病人或家屬堅持對醫師提出刑事告訴，就是因為非常確定是醫師在某個醫療環節中故意或犯下應注意而未注意之疏失，才非要透過刑事手段讓醫師被關或留下前科，以消心頭之恨！惟事實上，相關學術研究顯示，國人高比例提出醫療刑事訴訟的原因與所謂的「仇醫」心態並無絕對關係，多數人純粹只是希望透過公權力的介入，於第一時間更有效率地保全病歷證據。
其次，面對未盡人意的醫療結果，即使對醫師個人的是非對錯並不清楚，但研究顯示，多數國人仍深信若有幸碰到有如「包青天」般的檢察官，便能釐清事實真相；另如刑事不比民事，不須事先向法院繳納告訴費用；以及看準醫生多愛惜羽毛，多數人即使明知自己在專業與倫理上站得住腳，但面對「以刑逼民」的龐大精神壓力，還是會主動拿錢和病人或家屬和解，只求早日解脫，都有可能是原因之一。
醫事人員疏失 判決不到2成
薛瑞元說，統計證實，民眾無論狀告醫事人員刑事或民事件案件，歷年來經法院委託由衛福部召集醫療、法律等專業人員組成之醫療審議委員會鑑定，經判定為醫事人員疏失、或可能與醫事人員疏失有關者，合計還不到2成。
也就是說，國內醫師最終被法院判定依刑事業務過失致死或致傷定罪的比率，還是相當有限；更甚者，考量醫師行為動機出發點都是為了救人，相關案例法官判刑幾乎都是以緩起訴或緩刑收場，惟在漫長的訴訟過程中，卻已對醫病兩造雙方，都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傷害。
薛瑞元強調，衛福部推動《醫療法》第82條修法醫療過失去刑化的目的（故意為之者仍得以刑法殺人罪嫌究責，不在此限），並非要讓醫事人員的業務過失從此得以完全免責；未來即使修法三讀通過，民眾若自覺在就醫過程中權益受損，仍可循民事途徑求償，「且實務經驗證實，民眾一旦循刑事提告敗訴，再提民事勝訴的機率也微乎其微，還不如直接走民事途徑更有利。」
衛福部增修《醫療爭議處理法》 有效保全證據
此外，衛福部也在同步增修《醫療爭議處理法》，以利民眾未來面對醫療糾紛時，能夠更快速、有效地取得自身或家屬病歷等相關證據予以保存。另針對各縣市調解單位對醫療糾紛的調處成功率高低相當懸殊，衛福部也會適時安排調解經驗交流，為醫病創造更和諧無礙的溝通橋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