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便如此，從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到目前美國科研領域競爭法案的出台，總體說來仍然屬於邊界清晰的競爭與反制，不難觀察到其中所推行的、構建於歐美價值觀之上的行為秩序規範。雖然其與「中國國情」的敘事方式與思考邏輯發生日趨激烈的碰撞，但衝突之下仍有各方的利益發展在場。客觀說來，美國的反應恰恰映襯出其在上述領域的「力不從心」或反應遲緩；並且，作為戰後歐亞軍事秩序和權力中心的主宰，美國並不甘心被中國實現經濟直追與科技超越，尤其是任由這個並非其「價值觀盟友」的國家改變世界格局、成為頭號超級大國。
因此，面對《無盡前沿法案》等的出爐，中國不宜過度解讀這份法案、將之視為純粹的對立或挑釁。而應實事求是地對局勢進行客觀判斷，並力爭實現科技與經濟方面的正當競爭，以轉移亞太地區、特別是南海地區的軍事衝突焦點。
首先，在正當競爭的領域，中國可繼續自己的科技部署與經濟發展目標。從戰略上看，北京的「中國製造2025」等計畫已實際領先美國的戰略部署，並且計畫投資高達1萬多億美元。而由於新冠疫情最早在中國爆發，曾經遭受封鎖與貨運停滯的中國，也將其視為產業鏈斷裂或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的壓力測試。自2020年中開始，針對產業鏈的依賴性與不確定性等，特別是在產業經濟比較發達的長三角地區，中國經濟學家已未雨綢繆地進行科學預判與長遠性規劃。
並且，即使在《無盡前沿法案》等相關戰略的促進之下，美國仍需10年左右重建全球化浪潮中移出或走向衰落的國內產業與製造業（包括基礎設施建設），這為中國等後起之國的奮力直追仍然保留一定空間。這也正如拜登總統的清晰判斷：中國在科技領域和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投資巨大；目前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在世界僅排名第13位，而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投資卻已為美國的3倍。
而針對美國轉移或開拓多元供應鏈、與盟國商討雙邊或多邊數位交易、收購或移除5G移動網路等基建設施等措施，中國亦可通過完善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度、提升產品的安全性能等，積極尋求與外界達成承諾與信任，並以實際行動促成高品質的透明合作（譬如與歐盟的合作）。在商業領域方面，可順應國際潮流，開拓全新的、符合可持續性發展的產業，譬如更為強調合理勞資關係、勞動者權益保護及環境理念的綠色產業，並以此改善人權理念。總之，在尋求多元性與客觀性的國際商貿過程中，競爭而又開放的態度方可帶動與美國等在經貿、科技領域的良性互動。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奇蹟般的成就，並在大規模脫貧等方面為世界做出了積極貢獻。並且，作為世界最大的製造國與消費市場之一，其率先從新冠疫情的經濟萎縮中蘇醒過來，有效拉動了疫情之下陷入低迷的生產與消費。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國自身仍面臨著國內經濟結構性改革的一系列挑戰與複雜情況，譬如民眾希望享受更多改革成果，期待提高社會福利制度、改善低端勞動力的勞動權益保護等。而目前人口普查狀況所顯示的人口紅利的下降、老齡化社會的趨勢，以及目前部分產業勞動力不足等牽制因素，亦需中國穩步實施建設性措施以改善民生、積攢國力（譬如提高人均GDP等）、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這需進一步打破市場壁壘釋放民營企業生產力、調整產業結構進行技術升級、有效刺激家庭經濟消費、消除城鄉區域的二元化對立，以及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改善外企投資環境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