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見到武之璋先生文章〈武之璋觀點：蔣介石功過複雜，非小說家白先勇能定評〉（以下簡稱「武文」），文分前後兩部分，前部稱「白先勇錯誤之處頗多，特為文辯正，以免誤導學子」。筆者不敏，對此看法，不能苟同，為免誤導，願以此文，與武先生商榷。
武文首先說，李宗仁、白崇禧是「不折不扣的軍閥」，並列出所謂軍閥的三項要件：一、自己擁有相當的武力，必要時足以跟中央抗衡。二、擁有自己的地盤。三、財政有相當獨立性。如按照此定義，則不單李、白為軍閥，1927年時的蔣中正亦為軍閥。因為該年初國民政府由廣州移駐武漢，蔣氏在南昌截留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與國民政府對抗，此即符合第一項要件。是年初白崇禧以偏師入浙，彌月之間以寡擊眾，平定浙東，旋收滬、寧，使得蔣有了與武漢分庭抗禮的地盤，這就符合第二要件。此後寧漢分裂，蔣氏得到上海商人支持，便符合武文所稱軍閥的第三要件。
武文又稱「軍閥一詞是歷史產物，本身是中性的，不含褒貶的意思。」實際上「地方實力派」才是較為中性的稱法。武文指雲南的龍雲、山西的閻錫山、西北軍馮玉祥也參加北伐、抗戰，但不能說他們不是軍閥。但實際上馮玉祥早年兵敗離軍，龍雲、閻錫山長時間只求「保境自守」，幾乎不參加中央政務，和桂系李、白的密切參與全國事務，相差甚遠。
白崇禧與蔣中正的關係尤為密切：在北伐之初，便在蔣氏力邀之下，出任總司令行營參謀長。抗戰之初又循此模式，率先飛南京，擁戴蔣委員長，出任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抗戰勝利，白被任命為首任國防部長。總計白在大陸的軍政生涯，只有1930年至1936年治理廣西、與南京競合之六年間，不在中央服務，算得上「地方實力派」。除此六年期間外，白幾乎全未指揮廣西軍隊，而是以中央身分督師，調度中央軍在內的部隊作戰。抗戰時的徐州會戰、桂南會戰、長沙會戰，戰後1946年的四平街會戰，1947年底清剿大別山劉伯承、鄧小平部共軍，皆為例證。白崇禧與蔣中正之間的恩怨分合，多與戰略觀點扞格有關，將其說成因爭權奪利而背叛，或是陰謀詭計彼此傾軋，均與史實背離。
武文稱：「至於桂系在近代史的功過也早有定論。台灣中研院不少人做過桂系與民國研究，也做過白崇禧的口述歷史，這些資料，白先勇先生可能完全沒有看過。」這話最是罔顧事實。首先，桂系因為曾反蔣反共，遭到兩岸國共「正統」歷史敘事的抹煞，致使廣西忠勇健兒史蹟淹沒不彰，怎可謂功過「早有定論」？
其次，白先勇近年來為父親白崇禧立傳著述三部曲：《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上下冊）、《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三冊），武先生很可能才是「完全沒有看過。」僅以《悲歡離合四十年》而論，為了如實寫出一部論述蔣、白之間四十年悲歡離合關係的「信史」兼白氏「家史」，白先勇與筆者走訪兩岸與美國，蒐集多方史料、檔案、電報、函件、報章雜誌、日記、回憶文字、口述歷史、研究專著、論文等數百種，編成史料彙編六十餘萬字，再加以逐一詳細辨析、比對和考證，從而得出許多前人未發的看法。
例如1929年之「蔣桂戰爭」，原來看法，多認為李宗仁唆使其部將擅自撤換湖南省主席，反抗中央所引起。李宗仁等人在湖南輕舉妄動，確實給了蔣用兵口實，但我們比對各方函電，發現早在1928年，蔣中正便扣住北平的白崇禧部軍餉不發，以為日後派人攜款收買、策反白部（原為湖南唐生智部隊）之張本。至遲在1929年1月，蔣氏已透過何成濬，聯絡之前反蔣兵敗下野的唐生智，要他將白崇禧部隊「拉過來，官兵一次發三個月餉。」此時李宗仁等人根本還沒有在湖南生事！
《悲歡離合四十年》因此推斷，無論李宗仁是否在湖南生事，或是馮玉祥先與蔣決裂，蔣氏率先考慮瓦解的對象，都仍將是白崇禧部隊！從這個角度看，所謂蔣桂戰爭，雙方均有責任，但蔣對白過於猜忌，不能善用桂系武力以為援助，反倒讓李、白從友軍變成對手，他應該要負起較大的責任。
又如1948年11月蔣親自指揮遼瀋會戰，結果失敗，東北四十餘萬國軍精銳覆滅，悲悔之餘，於是同意何應欽、顧祝同所請，以白崇禧統一指揮徐州、華中兩大剿總，與中原共軍決戰。之前說法，是白雖然奉召到南京，卻不告而別，拒絕接任。我們查閱11月1日蔣氏日記，赫然發現白離開南京、飛回武漢任所之前，曾經求見蔣總統。白對蔣說了什麼？蔣在日記中不寫，於是我們又從白氏外甥海競強的回憶文字中，找到乃舅曾對其口述：原來當日見蔣，白提出三個接任大軍統帥的條件：一、放棄徐州，退守蚌埠，以淮河支流阻敵大部隊行動。二、總統給予統帥全權，不要以電話或手令干預第一線部隊。三、盡速建立第二線部隊。蔣不同意前二條件，白認為困難無法克服，遂放棄指揮徐蚌會戰。
由此可見，蔣不願放棄無險可守的徐州，是仍然秉持進攻的思維，準備背城借一，孤注一擲；而白主張退守蚌埠，是以保全國軍有生力量為最高考量，然後可戰可和。蔣白兩人之間，是戰略構想發生衝突。白崇禧拒絕指揮一場與其構想背道而馳的戰爭。
再如1949年天崩地裂江山變色，白崇禧不顧勸阻到台灣，與中華民國共存亡，但不久後即遭蔣氏以情治人員監控。白先勇親自執筆的《悲歡離合四十年》第三冊〈台灣歲月〉，引用國民黨黨史館典藏之《總裁批簽檔案》，發現從1955年起，一直到1958年，國民黨內部為防白「積極從事宗教活動，以為其政治生命開拓新的領域」，奉蔣總裁指令成立「回教工作指導小組」，由袁守謙、周宏濤、郭澄、上官業佑、張炎元等五人組成，三年來各種小動作，終於逼迫白崇禧自動辭去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一職。「大陸江山土崩瓦解之際，蔣介石在日記中，常常呼喊『天父』，求助『上帝』，可見人在徬徨無助之時，多麼需要宗教的力量支持，」白先勇寫道，「但蔣卻體驗不到白崇禧跟他一樣也需要宗教的慰藉，蔣在日記中惡意的把白崇禧稱為『奸回』。」
蔣中正不能感受白崇禧同樣需要宗教支持，白先勇卻能以人性角度，設想蔣氏內心深處承受巨大痛苦時發生的扭曲。失去大陸，是蔣後半生不可承受之痛；為了排解這「灼燒靈魂的痛楚」，蔣對白於是發生妄恐症（paranoia）的忌恨，經常無中生有，編排白崇禧陰謀反蔣。空軍黃鐵駿駕機投共，明明與白崇禧毫無瓜葛，蔣在聽取空軍總司令王叔銘的報告時，竟一口咬定「此必為白崇禧所煽惑」，便是一例。
由此可見，所謂「蔣先生一生跟叛徒周旋，一生不念舊惡」，乃是當局刻意擷取的片面形象。那個外示赫赫威嚴、內心深埋創傷，暗中忌刻激憤，至生妄想猜疑的老人，比較接近蔣的真實樣貌。
平心而論，蔣氏一生堅忍沉著，八年抗戰，領導中國軍民戰勝強鄰日本，是中國史、乃至世界史上少有的豪傑人物。然而他在國共內戰時期，昏招迭出，自取其敗，大好河山，轉瞬變色，何以致此？舉凡其整體戰略、戰役指揮、戰術策定，國際局勢，政略與戰略連動等，功過成敗，極為複雜，當然還須要更為深入的探討。白先勇將門之子，又是傑出小說家、文學家，其名作《臺北人》深具歷史情懷，歷來評論無數，無需贅言，這樣一位深具家國悲憫胸懷的作家，難道不能對蔣中正的歷史功過、蔣氏與白崇禧的恩怨情仇，乃至中華民國在大陸的興亡，提出一家之言嗎？中國古代文史一家，太史公《史記》為優美文學作品，歷代文人多有著史，只要是憑藉史料，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詮釋。
武先生苦心孤詣，擔憂歷史詮釋權淪喪，其情可感。然而時至今日，允宜放下從前的「正朔」史觀，使歷史回歸歷史，讓蔣、白的歷史地位，能夠得到更公允準確的評判。蔣、白關係，其中糾葛錯綜複雜，儘管武先生並未受過正規史學訓練，但我們卻不會說「非武先生所能評判」，而是歡迎武先生一同探索研究。
＊作者為歷史作家、白先勇《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共同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