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戰爭連綿、兵連禍結的歐洲，萌生了現今的主權國家、國際社會以及國際法，隨後一直到二十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自這段漫長的歷史裡，針對不斷出現戰爭的狀況，國際法一直企圖做出規範，也有許多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宗教人士、政治人物與眾多人民從事和平運動的推廣，成立各種國際組織，政府之間簽署條約，人民之間更相互交流、建立組織來製造輿論，影響各國政府，致力於促使和平、泯除戰爭。
正因為理解到「戰爭只會引發更多的戰爭」，人們致力於促進制裁戰爭、削減軍備、規範戰爭傷害、戰爭違法化、和平的國際機構化、非以戰爭為名的「武力」運作規範、「非戰的制度化」、成立制裁機構、建立集體安全制度等措施，乃至「永久和平」理念的誕生，以及「海牙和平會議」、「國際聯盟」、「非戰公約」、「聯合國」等條約與機構加以維繫。
不過，明治以降的日本，在世界歷史潮流的影響之下，和平運動自然不是當時歷史中的主流。「富國強兵」、弱肉強食、爭奪殖民地、軍備競賽等行為，無政府狀態、以實力為唯一憑藉的國際社會，才是當時的常態。
由於日本帝國政府出自被種族歧視的不滿，恐懼被列強封鎖、消滅的焦慮，更有擴展帝國疆土的巨大野心，自然選擇了「富國強兵」。
因此，在戰前制定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中，泯除了和平運動裡面強調人民的國民主權理念，改以天皇作為主權者，去除了本應是主權者的國民去從事其他行動（包含和平運動）的能力，國民只能俯首聽命。日本政府也致力於塑造以相關想法為基礎的輿論，配合日本政府不斷的對外戰勝，導致國際地位的提升，逐步取得各種特權與殖民地時，這種輿論已經成為眾多日本人所相信、認可的主流說法。
但從一戰後至二戰前這段期間，國際社會的和平運動蔚為風潮，影響不少人。服務於GHQ民政局、參與日本和平憲法修纂討論的凱德斯（Charles L. Kades）就表示他們年輕時均受非戰公約甚大的影響。同樣參與相關作業的荷西（Alfred R. Hussey）與麥克阿瑟，一樣參考了非戰公約，才給予了戰後憲法的原則規範。
同樣地，明治維新以降，不少日本人接受了西方的非戰與和平思想，轉化為屬於日本本土的思想與運動。立足於儒學、基督教、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或者是根據親經戰爭、國際交流、社會運動等實際經驗，加上國際的情勢與日本本地交互影響下，在如此複雜背景下誕生的和平理念，推動著從幕末到進入二戰時期信仰和平的人們。
從幕末到戰後，橫井小楠、中村正直、小野梓、植木枝盛、中江兆民、內村鑑三、北村透谷、田中正造、丸山幹治、安部磯雄、幸德秋水、小牧近江、小林多喜二、賀川豐彥、岡德雷．恒子、野見山不二子、水野廣德、鹽津誠作等許許多多的人們，試圖對政府、議會進建言，成立社團、政黨，發行報章雜誌與小說，與國際組織與運動者進行交流，從事推廣和平運動的社會事業，企圖透過輿論影響社會和政府，以避免戰爭、維護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