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三二四行政院驅離案有一些受害人冒著被國家追訴的風險站出、要向施行暴力的警察與政府究責，展覽資料也顯示，自訴案件結果大多讓他們失望。在不知名施暴員警案，法院認定「被告不特定不受理」、全案在2020年1月份駁回確定，告長官、指揮官的部分則被認定「同一案件不受理」、無罪。
「如果沒有訴訟，我們對台灣歷史、後代沒交代」
對於追訴國家暴力卻「查無此人」的結果，本案律師團召集人尤伯祥表示，決定提告時律師團不是沒想到會有這般結果、也知道很可能是這結果，但他也深知：如果沒有訴訟，我們對台灣歷史、台灣後代沒有交代。
曾經在促轉會處理威權歷史的尤伯祥說，台灣曾有段歷史是國家暴行頻頻發生、卻很少清楚的資料可以留給後世，即便如今促轉會可以還原一部分的事實，當年留下的資料實在太少了，更多是不被知道的歷史真相──同樣地，如果2014年的三二四行政院暴力驅離事件沒有透過司法讓被害人有機會說出事實、沒有在訴訟留下記錄，後人就永遠不會知道當天晚上發生什麼事了。
「沒想到當警察機關說找不到，法院就輕易接受」
尤伯祥嘆，即使三二四那晚已經過去許久，當事人心中還是有那麼多的哭泣、加害者還是「查無此人」──如果律師團透過蒐證錄影帶都可以清楚看到警察打人畫面、現場民眾也被透過人臉辨識輕易找出來追訴，要把加害員警找出來很難嗎？想必檢察官、法院也很清楚要把加害員警找出來不難，但沒想到當警察機關說「找不到」，法院就輕易接受了。
尤伯祥補充，對被害人來說受到暴力傷害本身就是非常恐怖、痛苦的事，一開始會經過「要不要講出來」的糾結、沒說出來就會陷在深沉痛苦之中，在三二四之後確實有些被害人說出來了、過了第一階段，但如果結果不如預期，就會成為「二次傷害」，「也許他們在這過程有機會講出來，但也可能，他們生命中某部分留在7年前那個晚上了……」
儘管訴訟結果確實不理想，尤伯祥說，至少訴訟過程確認了三二四當天警察確實有對民眾施暴，相較於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8年520農運未被司法承認的警察暴力，三二四訴訟顯示台灣民主轉型確實有點成果，留下見證。
整體來看，尤伯祥對於整個訴訟的意義還是樂觀，他看見有一群人明知訴訟辛苦卻願意忍受勞累、忍受法院冷漠，這訴訟至少能告訴後代子孫：曾有一群台灣人在行政院為了守護台灣主體性、守護自由而抵抗暴力；雖然如今整個三一八運動的關注度看似在歷史低點，尤伯祥相信，再過幾年可能較能呈現事件全貌，讓當年台灣人的勇氣、毅力與決心被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