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登輝當總統以來，在台灣羞辱蔣介石成為學術界的潮流。蔣在台灣的歷史地位從偉大領袖遽然變成殺人魔王。
然而由於大量史料的開放以及蔣介石日記的公開，令全世界的學者都很震驚，原來蔣介石有許多我們大家都不知道的面相。經過許多史學家的比對，日記中所記公事與官方檔案完全相符。有關私事部分，頗多檢討、自責之詞，所以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史料價值不言可喻。
支持民族獨立 甘地曾私函蔣介石
茲就我讀蔣介石日記及相關擋案，撰寫幾則小故事，幫助讀者進一步深入瞭解你所不知道的蔣介石：
抗戰期間英國是中國重要盟國之一，除了在緬甸戰場中英共同作戰外，英國對中國也予以經濟援助。但是蔣介石支持亞洲弱小民族獨立，屢屢惹惱英國。（1942年2月）蔣介石以調停英、印糾纷之名訪問印度。
蔣到印度目睹印人生活困苦，英人在印做威作福心中甚為憤懣。2月7日蔣日記記曰：「昨夜1時半及3時驚聞獸啼聲（或狐聲或猿聲）如有人受鞭苔而不勝苦楚之聲乎？」蔣對印人同情、憐憫之情躍然紙上。
原來英方與蔣協議，蔣到印度不見甘地。甘地當時被英人軟禁在鄉下，甘地託人私函蔣，其函最後曰：「非吾人能控制的環境中使吾人無緣相見，然吾人之精神當更趨密切矣！」
蔣在第2天日記寫道：「昨日接獲甘地函電，讀之幾不能眠，更覺亡國者失自由之痛苦，乃決定與之謀面，今晨特召見卡爾爵士，告以離英前必須與甘地晤面之理由。」
蔣介石在抗戰期間支持東南亞弱小民族獨立，立場堅定而不計一切後果。
1942年7月23日日記蔣電華盛頓某將軍曰：「艶電悉，以特種方式抄得文件，以後且不宜再做，蓋所得無益而危害甚多，並請以此意轉告宋部長亦注意之，蓋我對美不必如此」某將軍可能是軍事代表團團長商震，時駐美大使是胡適，宋子文以外交部部長兼蔣介石駐美代表。
1942年9月13日蔣日記記曰：「電華盛頓宋部長子文，戒其勿探抄美國機密件，以免傷國格及人格。」
任何一個國家領袖，部屬在外取得他國機密文件都是大功一件。但是蔣介石的反應卻十分特別，非但不鼓勵，而且訓斥部下以後不可如此，原因是有傷「國格及人格」。
蔣介石曾被醜化成魔鬼，隨著時間的沈澱，大量資料的佐証，歷史漸漸還给蔣介石一點點公道。
如何評論歷史上的政治人物
評論一個歷史人物，本就不易，尤其是評論歷史上的政治人物更不易，即使根據中國立德、立言、立功的標準似乎都嫌粗糙，都不精準，因為不少歷史人物如漢武帝、王莽、唐玄宗，甚至清乾隆，其早年、中年、晚年的表現不一，判若兩人。
又如許多政治人物搞錯行了，宋徽宗、李後主都是了不起的藝術家，根本不該從政，但是不幸生在帝王家，註定悲劇收場，又如許多政治人物像魏武帝曹操、中共毛澤東，其性格集軍人、詩人、流氓於一身，有多種面相，蓋棺難以定論，評斷一個歷史人物之難可見一斑。
但是雖然如此，我仍嘗試從史家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歸納出幾點通則，建立評論歷史上政治人物的標準：
一、避免泛道德主義：
評論政治人物最忌把人物簡化成好人、壞人，連孔子都不贊成把歷史人物簡化成好人、壞人，所以有人批評管仲品德問題時，孔子就不以為然 ，而且替管仲說話，又如許多人受了三國演義的影響，把曹操說成萬惡不赦的奸臣，但是曹操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集政治、軍事、文學之才能於一身，研究曹操要從當時曹操面臨的時代背景及曹操的多重面貌切入，萬不可受三國演義的影響把曹操簡化成「壞人」。
又如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門之變殺兄弟，逼父親讓位，在中國人的品德標準是站不住腳的，但是李世民的品德問題僅傷及李氏一家一姓，而李世民的功業締造了初唐盛世，其政績惠及天下百姓，甚至有功於世界文明，正因李世民不凡的政績，大家對李世民的私德問題也就曲予優容，或刻意淡化。
二、改朝換代後肯定可敬的對手：
中國史家常常客觀公正的讚美他們政治上的對手，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優良傳統，司馬遷筆下的項羽、陳壽筆下的諸葛亮，都是可敬的對手，因為史家的目的在傳承人類高貴的精神價值，這種高貴的精神價值不因政治勢力的一時勝負而改變其標準，相反的以政治勢力抹黑對手是要被史家及讀者譴責的。
三、不以成敗論英雄：
歷史上很多英雄都是悲劇英雄，東西皆然。失敗英雄被人尊敬原因有二。
其一、一時的成敗跟日後對歷史文明的影響是兩回事，如孔子在現實政治上是失敗者，但是其學說影響人類文明至今不衰。
其二、悲劇英雄在人格上的吉光片羽受人尊敬而變成人類高貴情操的典範。如鄭成功的悲劇、鄭成功的遺憾，至今令人敬仰、追懷不已。
四、不能以今日之標準求諸古人：
古人身處一個與現代完全不同的社會，其作為應該以當時的社會條件與是非標準來衡量古人，如近年有人以法律的、法治社會的標準來批評孫中山先生，指責孫主導之護法戰爭，成立廣州政府之作為乃係目無法紀之叛亂行為 。
這就是以今非古的案例，當時袁世凱擁兵自重撕毀約法，各地軍頭盤據一方，形成國中之國，當時是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孫中山的抗袁史稱二次革命。至於頒布《憲法》、《民法》、《刑法》等使國家進入法制化，是北伐統一，南京政府成立以後的事，而國家法治化是一個長期的工作，嚴格地說國家法治化工作到今天都尚未完成。以「不守法」來批評當時的孫中山先生，大謬也！
五、評論歷史人物要分類比較，不同類不能比：
歷史人物粗略可分為政治、學術、軍事、藝術等，學術又可細分為文學、哲學、史學等等。每一種歷史人物自有其不同的標準，我認為評論政治人物第一要件是能力，而能力包括領導統御、膽識、判斷力等等，其次是品德、學問。尤其在一個混亂的時代，如民國初年，學問品德比蔣介石好的人很多，但是他們不是沒有領導能力，就是膽識不足以領袖群雄，所以無法成為中國的領導人。
而蔣在歷史上的評價應該跟當時的政治人物做比較，以當時的政壇風雲大物而論，胡漢民、汪精衞、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等做比較。這些人其格局、見識、魄力皆不能與蔣相提並論，最後不免一一被蔣收服，而當時許多品學兼優的人物如胡適之等，並非政治人物，不能與蔣做比較，假如當年胡做總統，國事可能更糟，而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胡在文化思想上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可能超過蔣，所以評斷歷史人物首重分類，不同類不相比，而政治人物的首要條件是治國能力。
六、比較政治人物要在同一時空基礎之上：
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社會環境，社會環境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政治人物，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政治人物能突破當時社會環境的困難，能洞悉當時問題之所在即可成為當時的領袖，其作為對後世的影響？評斷其功過是非當然應該以當時的社會文化條件做為評論的要件，如以華盛頓的標準來衡量孫逸仙則謬矣。
因為美國早期的移民主要是英國清教徒，美國是當年相對最進步、最民主、素質最高的一群人建立的。也可以說美國是進步文明的「整廠輸出」，跟當時中國貧窮落後的中世紀社會背景完全不同，如果華盛頓出現在清末的中國（實際上以當時的中國社會環境也產生不出華盛頓）恐怕也會一事無成。所以如果評斷孫中山先生的功過是非要考慮中國當時的社會環境，要跟當時的政治人物如袁世凱等做比較。
我們先用以上的標準，評斷蔣介石的一生功過及人格特質，然後再用可靠的一手資料，來評斷蔣介石對228應負的責任。
＊作者為近現史學者，本文為「深入了解蔣介石」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