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來，世界將被一群聰明有才幹的人統治。統治階級將由一個新公式決定：IQ＋努力＝才幹（merit），財富和權力是靠自己努力得來，而非世襲；民主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所統治，而非依賴出身或財富。
這是一個美麗新世界。
等等，這看似不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嗎？
然而，這個「未來」是英國社會學家麥可．楊恩在一九五八年發表的反烏托邦小說，他所描述的那個未來是二○三三年。這部作品名為《菁英制度的興起》（The Rise of Meritocracy，或譯為《才德制的崛起》）。這是「meritocracy」（才德制）這個字首次出現。麥可．楊恩準確地看到了時代的變化，而那個未來確實在那之後成為現實，「才德制」主導了這個世界。只是，他對這個未來是擔心的。
當代人們認為，相對於封建、種姓或種族制度，才德制是最公平的，畢竟學歷高、能力好、夠努力的人得到更多的報酬（名聲、金錢、資源），再自然不過。
到了二○一六年，川普當選，英國脫歐，全球各地都出現民粹主義的反撲。有人認為這種反撲的根源是全球化之下的階級矛盾，有人認為是城市和鄉村人們的差距，但以《正義》一書讓公眾熟知的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認為，這些反彈不只是經濟因素，還有社會與道德因素，尤其是社會尊嚴。可以說，這是一種對「才德制」的反撲，因此有了本書強烈的英文書名《The Tyranny of Merit》（直譯為「才德的暴政」）。
在此前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中，桑德爾分析與批判一九八○年代之後出現對自由市場的高度信仰，認為「市場掏空了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辯論」。在本書中他進一步討論，當我們把市場認為是實現共善的主要工具，會讓政治成為一種專家和技術官僚的管理範疇，公民會被剝離於對共同價值的討論，這個狀況正好扣合上「才德制」的信仰：有才能的菁英應該是國家的統治者。
才德制到底有什麼問題？
桑德爾認為，現實中的才德制其實是虛假的幻想。在當代，教育是社會流動最重要的機制，但在美國的統計數據顯示，名校學生大部分都來自富有家庭，因為富有家庭可以給小孩更好的學習環境，再加上各種人脈關係，所以能否進入菁英學校是有階級偏差的，而不是所有人都擁有真正公平的機會。現實世界的機會遠遠不是公平的。
而就算真的是一個完美的才德制，亦即每個人往上爬的機會是平等的，但只是鼓勵人們追求高教育作為回應全球化的方式，仍然是個人式的解方，並沒有解決結構性的困境，社會不平等的情況依然會愈趨惡劣，而且會被正當化，也因此社會團結將會遭到嚴重破壞。
尤其是在這樣的制度下，成功者會認為他們的成功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與社會無關，既然成功是我自己的事，那失敗就是輸家自己的錯，這會製造出「才德的驕傲」（meritocratic hubris），對階梯下的人缺乏同理心，甚至不屑和輕蔑，因此更不會有對於共同體內同胞的相互責任。反過來，這會造成輸家對贏家的憎恨。
事實上，過去幾十年美國的主流論述是一種「躍升的修辭」（rhetoric of rising）：你要努力往上爬，只要你努力就會成功（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但現實是，這幾十年也是美國社會的不平等愈來愈嚴重的時期，階級翻身愈來愈困難，曾經人人相信的美國夢成為巨大的黑色夢魘。於是我們見到當前全球最大的政治浪潮：民粹主義對於菁英的反彈情緒。
在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選民政治態度的最大分歧標準是有大學教育以上的選民和沒有大專學歷的：當年川普拿下了三分之二沒有大專學歷選民的選票。這是因為他們無知，或者是基於白人種族主義，所以支持川普嗎？沒那麼簡單。這主要是過去幾十年來不分兩黨的菁英長期扭曲整個政治、社會和經濟資源所造成的結果。這讓中下層階級不只失去了工作，還感覺到社會不再重視他們曾經從事的勞動工作，主流政治菁英只以為這是分配問題，不理解這是尊嚴和社會承認的問題。桑德爾說，這是一種「屈辱政治」（politics of humiliation）。而川普聰明到懂得收割這些選民的憤慨和悲傷，例如他曾公開說：「我喜歡教育程度低的人們」。
對才德制的批判近年已經愈來愈猛烈，而不只是桑德爾。另一本新書是耶魯大學法律系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近日出版的《才德篩選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他批判才德制只是合理化對於優勢的不平等分配。事實是，這個制度現在已經成為自己的反面：「一種對世代間的財富、特權和階級的鞏固機制」。
二○二○年的疫情又給了才德制新的反思。桑德爾在《紐約時報》為文指出，全球疫情讓人們重新認識所謂低技術、低薪工作者的價值。「我們開始更理解自己真正依賴的是誰，知道重要的不只是醫生和護士，而是快遞工人、雜貨店店員、倉庫工人、家庭照顧者，還有許多零工經濟工作者。我們稱呼他們為關鍵工作者，但他們卻不是得到最好報酬、獲得最多榮耀者。」這也是另一本頗具影響力的書《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中的主要論證。
這位政治哲學上的社群主義大師的整個知識生涯，其實就是在對抗個人主義，提倡共同體精神。在本書中，他強調謙遜（humility）是此刻無比需要的公民德性。畢竟，憑著才能和努力在才德體制中獲勝者，往往也是多少托他人之福，或者是命運的偶然。我們愈覺得一切都是個人成就，就愈難學會感激和謙遜，而少了感激和謙遜，就愈難以追求共善。
就具體政策來說，他的解方包括在社會經濟政策更促進平等，他也提出在原有的成績制度加上抽籤制度來決定誰能夠進入菁英大學。
這些政策或許都不是萬靈丹，但本書卻絕對給了當今這個價值扭曲的社會一記當頭棒喝，甚至讓我們重新反思「選賢與能」的民主神話──選賢不是不好，但是民主不能只剩下這件事，因為被選出來的賢能（如果真的是賢能）可能會疏離或鄙視選民們。這反倒會淪為民主的異化。維繫民主體制另一個重要的核心是公共參與和對話。
在楊恩一九五八年的小說中，菁英統治的最後結局是一場政治反抗導致他們的垮台──這不正是二○一六年的現實？
反抗者在小說中提出宣言，希望追求另一個世界：「如果人們的價值不是取決於他們的智力、教育、職業和權力，而是他們的仁厚、勇氣、想像力和敏感性，他們的同情心和慷慨，那麼就不會有階級……而每個人將會有平等的機會，不是在任何數字的尺度下往上爬，而是去發展自己獨特的能力，過一個豐盛的生活。」
這才是美麗新世界。
＊作者為文化評論家、《VERSE》創辦人暨社長。本文選自桑德爾新著《桑德爾著作《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先覺出版）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