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口台的水圳於大正15年12月開工（1926），在奎輝溪的中游設立取水口。水圳幹線總長一里卅町卅間，支線五町八間。灌溉大豹社（下溪口）47戶，以及拉號社（上溪口）27戶之水田。整個開圳的過程相當艱辛，前後動員7600人次才完成開鑿。完工了以後，溪口台的「堂嘎·瓦旦」等同於部落文明的象徵。那天在角板山訪問女兒多蜜時，她以激動的口吻說著：「當時，爸爸帶領族人在下溪口台開水圳，在戮力合作之下，以當時的日本警察都不相信的時間蓋好。在父親的帶領下，那時候的部落（按：下溪口部落）非常整潔，生活秩序非常好，遵循不喝酒、不偷東西、不打老婆等三大紀律。部落的人都敬重他，記得有一次我跟父親一起下山，一位族人在遠遠的山路另一端出現，可是倏忽之間一個不留神，那位族人就不見了，很可能是懾於父親的威嚴而躲到一旁的草叢裡。但是，我爸爸小時候因為家貧，常常肚子餓到在地上打滾……」
談到父親兒時貧困的情景，多蜜不禁眼眶泛淚地說：「哎呀，說這個幹嘛！」言談中交錯著驕傲與不忍。經過多年的隘勇線戰爭之後，日方為了擔心大豹群重啟爐灶，特別將其遷往與大豹群曾經有過歷史衝突的金納基社（Kinajii）居住的下溪口台地，三面臨河，背靠敵意部落，運用「以蕃制蕃」以及地理上的孤絕，來防範大豹群。此外，日方還特別在部落上方設置了高壓電網，煞費苦心地慎防著大豹群後裔的反抗。堂嘎就是在這樣艱困的條件下，帶領族人在絕地一般的下溪口台自力更生。
這些往事，讓yata多蜜掩不住心中長期的壓抑，她為父親在日本殖民體制下，帶領族人奮發努力的事蹟，沒有得到歷史應有的認識而感到神傷。後來，她給我看一張照片，穿著傳統服飾的堂嘎·瓦旦與他的哥哥──穿著西裝皮鞋的樂信·瓦旦拍攝於角板山。兩位都是瓦旦·燮促的兒子。一位留在部落打拚，一位在總督府體制下學醫，兩位都為自己的族群奠定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那張照片可以說完整見證了當時的原住民邁向「現代化」的混合樣貌，也是大豹群後裔在隘勇線戰爭以後，面對文明衝擊的顯影。
＊作者為藝術創作、論述者。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兼任助理教授，其作品關注議題圍繞著歷史與諸眾、空間與生命政治。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拉流斗霸：尋找大豹社事件隘勇線與餘族》（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