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歸綏街文萌樓是1997年反廢娼運動基地，這幾年因都更爭議，牽引更多人認識這個空間的意義，和那些滋潤著文萌樓，也被文萌樓滋養的生命故事。畢業於東吳社工所、30歲的郭姵妤，今年1月正式成為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的工作人員，6日接受《風傳媒》專訪，談到她本身作為一個女同志，又曾在服務精神障礙者的「慈芳關懷中心」當社工，所體驗到的同志、精障者與性工作者3種身分之間的共振。
來到日日春以後，「透過鍾君竺、王芳萍的口，我在她們身上看到公娼抗爭的歷史，對我這個世代而言，接上這篇歷史是重要的」，郭姵妤說，她雖然是台北人，但台北市政府廢娼時她念國中，根本不太清楚當時的事件，如今以這種方式重新接觸那段歷史，於她本身也起了重要作用。
「國中是我性傾向發展的階段，但一直到高中，還常常看到像台視記者璩美鳳去同志酒吧偷拍，或男同志轟趴等各種新聞，整個社會對於同志的印象就是歧視和汙名。所以當我回想那段時期，想到一個性工作者就那樣站在街頭講話，有人甚至完全不用戴口罩、帽子，不遮臉地講她就是一個性工作者、正正當當……我在記憶裡去對應自己當時的狀態，是感到很不可思議的，就覺得這群人怎麼有辦法這樣？」
一方面欽佩、被激勵，郭姵妤說，她一直試著回頭捕捉，公娼在抗爭時期那樣子站出來，到底跟同志是什麼關係？為什麼抗爭時，很多男、女同志和跨性別者都跑到日日春當義工？「我覺得日日春和文萌樓，在充滿汙名的社會提供了一個位置可以放置自己、安放所謂的『性別不安分子』，你在社會裡可以有一個位子，可以踩著這個位子做一些事，而不是關在櫃子裡，跟人的互動也沒辦法說出來。」
郭姵妤在追尋身分認同過程中，曾有一度找不到出口。(余志偉攝)
就她自己的生命經驗而言，一直就讀男女合校、合班，沒什麼交友空間，「當時對於身分認同的探索，要嘛透過網路，要嘛透過書；網路就是BBS板的『壞女兒』，書好像只有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鱷魚手記》和費雷思的《藍調石牆T》，都是很悲慘的那種，我蠻拒絕與我這個身分認同有關的負面連結，但又找不到其他出口，我覺得蠻悶的啦，有一段時間感覺自己很孤單，跟女朋友大吵一架，哭得唏哩嘩啦，也不知道怎麼跟家人講，只能甩門進房間。那段時期跟家人的關係是緊張與隔離，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處理和面對。」
然而在日日春，郭姵妤說，好像什麼都能講！「我覺得在這裡，彷彿自己各種『奇奇怪怪』的性實踐和性身分都不是秘密，因為阿姨什麼都看過，什麼都知道，什麼都能講。好幾個義工是男同志，他們也有這種感覺，而且我有次接待訪客，都是一些大學生和社會人士，大家互不認識，我問為什麼會來？有人最初僅說『關心性別議題』，後來又回答『我是男同志』──第一次見面就可以這樣看到彼此！」
郭姵妤對此感觸良深，「哪一個地方是素未謀面就可以出櫃的空間？日日春和文萌樓交織出的一種介面是，可以用自己各種『亂七八糟』的性身分，在這邊跟人互動。看大家這樣，我有時都覺得，自己以前到底在不出櫃個什麼勁啊？但環境和空間很重要啦，不只是物理的空間，更是日日春過去17年打出的一個基礎，對抗性汙名、歧視與壓迫的戰鬥，是這些撐出一個無形的空間，讓汙名可以很快地出現、安放，然後有所轉化。」
「我在慈芳工作時，有些會員（精障者）說他們交男、女朋友，不敢跟對方講自己在吃藥，若被看到，就說在吃維他命。應徵工作的時候也不敢跟老闆講，怕這樣就不被錄用，無論自己的能力如何。那個當下我其實很想講『對！我非常了解！』因為我在交朋友的時候，我在面試或接觸一些人的時候，永遠都面臨我要不要跟這個人出櫃、我要不要跟他說我是女同志？我也永遠要有一個打算是，我跟他講之後，他可能就不要跟我的這份關係了，我可能少了一個朋友，或無法做這個工作了。」
但當時的郭姵妤按捺住分享感想的衝動，她猶豫著，作為社工是否適合對服務對象這樣出櫃？「我一直很想跟會員講『真正的我』，不然總是有人問，妳這麼會煮飯，怎麼不趕快嫁了？也有男會員說喜歡我，我很想告訴他『你不是我的菜』啊！簡單來說，我沒辦法很直白地，用我習慣的樣子跟人互動。待在慈芳的後期，我的污名身分跟精神病人的污名身分更加強烈被震動，兩個櫃子一直沒有機會好好相認。」
這是不同於青春期的另一種「悶」，所幸慈芳的工作模式，沒什麼社工和服務對象的傳統框架，大家反而像一起工作的夥伴，每天一起開會、去市場買菜準備中餐、收拾……也因此，郭姵妤終於向幾個人出櫃，還一起去同志大遊行。「跟他們講了，相處起來沒什麼差別，可是社會上就不一樣，很容易快速地用標籤來互動，『你是精神病患就是怎樣怎樣』、『你是女同志就是怎樣怎樣』……或許也是緊密的日常相處，讓一個人在標籤底下的內涵更有機會出現吧。」
事實上，同志和精神病患的汙名互有呼應，郭姵妤指出，兩者都是不被社會預期的模樣，而同性戀從精神疾病的列表移除之前，也就是精神病患，「有次我印象很深，有個男會員我眼睛閉著都知道他是gay，我和他聊，他卻告訴我『姵妤，我已經是一個神經病了，我沒辦法再當一個同志。』我很強烈感受到那種『我身上已經有一個汙名了，你不要再叫我背另一個汙名』的感覺！」
此外，兩者有類似困境，「社會上給同志的情慾空間也是這幾年才變大，像我以前就只能上BBS，性資源、情慾資源缺乏的處境跟精神病患類似，很多精神病患因為大腦生病、會遺傳，就認為不能，也很難交男女朋友、結婚、生小孩。」
對於精神障礙，郭姵妤說明，最常見的包括憂鬱症、躁鬱症和思覺失調症，患者可能有幻聽、幻覺和妄想，「但我必須說，精神疾病不是單純的生理問題，還包括與外界關係的極度焦慮，其實很多萬華區的小姐也很憂鬱啊，不單純是生理上的腦子怎麼了，什麼腦內神經傳導物質的不平衡，還加上每天從事非法勞動的壓力；對於站街的流鶯來說，她得面對的是『今天下去這樣站，我的風險是什麼？』如果被抓，一天賺的就都沒了，如果客人明明談好，最後卻說沒錢，該怎麼辦……經濟壓力與被抓的焦慮，共構了她的憂鬱。」
郭姵妤也表示，「精神障礙者的整個生活，就是被社會福利、衛生系統的復健和藥物所組織，被不同手段和設計給壓制，被打昏吃藥、睡覺……結果就是，這群人很難被組織起來做些什麼，所以我一直以來還是很想作精障的運動，目前除了慈芳關懷中心，各據點有一些不同的團體，例如風信子精神障礙者權益促進協會、桃園蜂巢社區復健中心，都是跟醫院抗衡的很重要的方式。
為何跟醫院抗衡很重要？郭姵妤說，「不然永遠都是旋轉門，出院後，壓力又變大、再度發病回醫院，住2、3個月又出來……哪一個工作讓你動不動住院2、3個月？所謂疾病，一定也一直帶著經濟階級和生活條件的問題，可能因為這樣，就注定落到福利補助，又變成要被照顧。整個狀況是很多因素共構出來的問題，不見得是他個人的錯。」
文萌樓提供各個性污名族群一個安放的空間，圖為文萌樓內部。(余志偉攝)
但郭姵妤認為自己的訓練和經驗不夠，如今在日日春，同時學習著如何成為一個組織者，「走進來這邊，更覺得要新長出很多能力和看待事情的角度，以文萌樓都更這場仗來說，就還需要進入土地議題」，而察覺自己的欠缺並補足的過程中，郭姵妤甘之如飴，問她有沒有痛苦的時候？她堅定地說，「我不會覺得這是痛苦，是一直有新的學習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