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歸綏街文萌樓是1997年反廢娼運動基地，這幾年因都更爭議，牽引更多人認識這個空間的意義，和那些滋潤著文萌樓，也被文萌樓滋養的生命故事。畢業於東吳社工所、30歲的郭姵妤，今年1月正式成為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的工作人員，6日接受《風傳媒》專訪，談到她本身作為一個女同志，又曾在服務精神障礙者的「慈芳關懷中心」當社工，所體驗到的同志、精障者與性工作者3種身分之間的共振。
性工作者與同志 都在文萌樓找到位置
來到日日春以後，「透過鍾君竺、王芳萍的口，我在她們身上看到公娼抗爭的歷史，對我這個世代而言，接上這篇歷史是重要的」，郭姵妤說，她雖然是台北人，但台北市政府廢娼時她念國中，根本不太清楚當時的事件，如今以這種方式重新接觸那段歷史，於她本身也起了重要作用。
「國中是我性傾向發展的階段，但一直到高中，還常常看到像台視記者璩美鳳去同志酒吧偷拍，或男同志轟趴等各種新聞，整個社會對於同志的印象就是歧視和汙名。所以當我回想那段時期，想到一個性工作者就那樣站在街頭講話，有人甚至完全不用戴口罩、帽子，不遮臉地講她就是一個性工作者、正正當當……我在記憶裡去對應自己當時的狀態，是感到很不可思議的，就覺得這群人怎麼有辦法這樣？」
一方面欽佩、被激勵，郭姵妤說，她一直試著回頭捕捉，公娼在抗爭時期那樣子站出來，到底跟同志是什麼關係？為什麼抗爭時，很多男、女同志和跨性別者都跑到日日春當義工？「我覺得日日春和文萌樓，在充滿汙名的社會提供了一個位置可以放置自己、安放所謂的『性別不安分子』，你在社會裡可以有一個位子，可以踩著這個位子做一些事，而不是關在櫃子裡，跟人的互動也沒辦法說出來。」
郭姵妤在追尋身分認同過程中，曾有一度找不到出口。(余志偉攝)
就她自己的生命經驗而言，一直就讀男女合校、合班，沒什麼交友空間，「當時對於身分認同的探索，要嘛透過網路，要嘛透過書；網路就是BBS板的『壞女兒』，書好像只有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鱷魚手記》和費雷思的《藍調石牆T》，都是很悲慘的那種，我蠻拒絕與我這個身分認同有關的負面連結，但又找不到其他出口，我覺得蠻悶的啦，有一段時間感覺自己很孤單，跟女朋友大吵一架，哭得唏哩嘩啦，也不知道怎麼跟家人講，只能甩門進房間。那段時期跟家人的關係是緊張與隔離，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處理和面對。」
然而在日日春，郭姵妤說，好像什麼都能講！「我覺得在這裡，彷彿自己各種『奇奇怪怪』的性實踐和性身分都不是秘密，因為阿姨什麼都看過，什麼都知道，什麼都能講。好幾個義工是男同志，他們也有這種感覺，而且我有次接待訪客，都是一些大學生和社會人士，大家互不認識，我問為什麼會來？有人最初僅說『關心性別議題』，後來又回答『我是男同志』──第一次見面就可以這樣看到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