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國家意識」，這個在歐陸十九世紀上半葉居主宰地位的老舊意識形態，比往昔任何時候都對中國政權具有利用價值，而北京拿捏、玩耍它的技巧，也較從前大為精緻。
因為毛澤東時代打了一場可稱平手的「抗美援朝」，除了稱卑蘇俄，確乎大刺刺地「獨立自主」了十年，中國人則飽受家門裡「階級鬥爭」之罪，並無「外辱」可言，那時的民族主義，還是抗日的餘熱和抗美的興奮，大約不過虛火而已。後「六四」二十年就不同了，有國際制裁在先，外資大舉蕩滌在後，而平民百姓失去「社會主義福利」，跌進「資本主義火坑」，統統從「主人翁」淪為廉價勞動力，生計艱危又無病老保障，這股民間底火如何疏導？自然還是要他們去恨洋人，是最划算的。
江澤民政權一手引進外資，一手煽動仇外，把民族主義打造成裡外通吃的一柄雙刃劍，是比文革排外模式更「先進」的伎倆。在崇洋的文化氛圍中長大的九〇後世代，與生俱來有一種對西方的「愛憎交織」心結，也被這個體制充分利用，模仿毛澤東「孕育」紅衛兵一代的故事，將他們塑造成一代「憤青」，則是一個顯見的例子。植入民族主義「心防」的中國青年，即使留學西方，也較難接受普世價值，且毫無民族歧視的羞恥感。民族主義也延燒到海外，給五洲四海的華人社會以「認同慰藉」、撐腰快感，順便也抹除「六四」屠殺鑄成的恥辱，又乘勢欺負弱小藏族維族，給國際社會以「大漢族主義」的惡感。
全能主義的修復：竹幕變綢幕
不要小覷這二十年的穩定，說它無非是一種「恐怖平衡」。設若這道民族主義心防不存在，中國的「水深火熱」早已釀成天下大亂。
毛時代閉關鎖國，令民智凋敝；「開放」又任憑商業化資訊蕩滌一通，價值體系基本解體，卻在這樣的精神廢墟上，一個瀕死的極權體制，竟可以神奇般的復蘇其所有低劣卑鄙的功能，又如何解釋得通？
「民族主義城牆」，抵擋普世價值流入中國，使得這個體制得以事半功倍地施展其動員能力，以應付社會動盪和天災人禍，反過來又不斷修復、潤滑破舊的國家機器，中南海處理汶川大地震、大辦奧運和國慶閱兵，皆可作如是觀。西方以「雪恥」解讀北京奧運和國慶，自是不錯，但隔著一道隱形牆，外面看不見其國家機器的修復跡象。
眼下中國的情勢，跟清末相比如何？最大的不同，是朝廷的強弱在天壤之間，晚清積弱自咸豐算起，已近百年，而中共目下正在國力強盛時期，對突發事件的控制能力，非毛鄧時代可比，以下是一例：
二○○七年底，河南寶豐縣附近一個軍械倉庫保管員張紅賓，因下棋爭執擊斃科長，攜帶一隻五六式衝鋒槍和約八十發子彈逃跑。此案引致濟南大軍區副司令、參謀長、總政治部保衛部副局長、省軍區司令等，趕到現場坐鎮，成立偵破聯合指揮部，調用強大警力設卡堵截、查緝布控，甚至急調一輛裝備二十五毫米機關炮的九二式步兵戰車，對逃犯藏匿處猛烈攻擊，炸成廢墟，再調兩輛消防車滅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