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明德先生作為泰源革命事件的當事人，作為民進黨2000年執政後，20年來無論掌權者是誰，都不斷地提醒政府，要求政府能夠向為台灣英勇犧牲自己的泰源五烈士致敬的當事人，施先生沒有也不可能誤會。
1970年泰源監獄革命事件，是由一群追求台灣獨立立場的政治犯起義。事件在第一階段即告失敗，五位在外役監服役的起義者，被逮捕之後，在國民黨當局嚴酷的刑求之下，他們仍緊閉嘴巴勇敢地自己承擔一切，沒有牽連任何同志。
促轉會主任委員楊翠女士在台北之音廣播電台的發言是公然說謊。理由如果是無知，就是她身為促轉會的主任委員卻無能理解，促轉會發給這五個人的那一張沒有任何意義的平反證書，是給這五個人第一次成為政治犯的第一案，並不是針對這五位因為泰源監獄革命事件而被判處死刑的案件。如果說楊翠女士不是無知，那麼便是邪惡。只有邪惡的人才會在知情的狀況底下，刻意的說謊來誣蔑別人，這種習性與白色恐怖特務的習性沒有差別。
在國民黨長期的白色恐怖統治之後，民進黨執政的意義難道只是在讓台灣發大財嗎？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而已嗎？
在國民黨如此恐怖的特務統治之後，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難道只是為了讓倖存的政治犯發發牢騷，讓曾經被監控而沒有受難的政客觀賞特務寫的日記，想像一下恐怖的情節為自己抱屈一下。對於真正敢於在恐怖的時代用生命反抗國民黨而被槍決的人，他們的正義在哪裡？
因為泰源革命事件被國民黨槍決的這五位烈士，歷經戒嚴時期不當審判補償基金會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到今天，他們仍然是國家的叛亂罪犯，而不是奠定國家最高道德基礎的烈士——台灣的烈士。「不當審判賠賞委員會」拒絕賠償，促轉會迄今還在惡意說謊。
如果促轉會不知道有泰源革命事件，那麼他就不會在臉書發出揶揄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碑的貼文。
促轉會明知道白色恐怖時代有泰源革命事件，有革命事件就有革命烈士，不知敬拜烈士，是沒有文化素養而且禽獸不如的行為。
施明德先生1962年因為台灣獨立聯盟案被判處無期徒刑入獄，1970年在泰源監獄，他與眾多獨派的政治犯共謀奪取監獄的槍械，解放獄中政治犯，然後前進台東市方向，佔領電台向世人宣告反獨裁，爭自由，結束台灣殖民地命運，使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同時，和駐守台東的內應軍人會合⋯⋯。這是一個自殺性的革命行動，每個參與者都深知「壯士一去不復返」的命運，犧牲生命只為喚起在恐怖統治之下已然麻痹的人民關切台灣命運⋯⋯。
五烈士的偉大，除了壯烈犧牲之外，更在於他們撐過了特務嚴厲的刑求，沒有屈服，沒有供出任何人，為台灣保留了反抗的火種。
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施明德回歸做台灣的施明德，在這20年間，他不斷地呼籲所有的掌權者，給他們寫信，跟他們陳情，走遍各個相關的機關。但直到今天，令人心碎的是，這五位烈士在國家的眼中仍是叛亂的罪犯，在人民的心中仍是一個不知名的陌生人。沒有官僚能為烈士奮戰到底，沒有司法能為烈士主持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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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在此不厭其煩地一一羅列，施明德先生為泰源五烈士如何奔走， 20年了，依舊沒有結果…你們就能夠理解施明德先生的憤怒與傷心。
＊民進黨2000年執政後，約莫一年後，施明德先生當面像陳水扁總統拜託關於禮敬與紀念泰源五烈士之事，總統口頭應允，但沒有任何下文。
＊2006年初，施明德先生公開在三立電視台「台灣亮起來」的節目當中，公開向社會大眾訴說泰源革命事件的故事。
＊隨後施明德先生提起筆來寫信給總統先生陳水扁，直接要求總統先生兩件事，第一、請公開褒揚在228事件中勇敢抗暴而身亡的烈士們；並擇處建立「228抗暴烈士紀念碑」。第二、褒揚或追贈勳章給半個世紀以來為追求台灣主權獨立而遭蔣家政權槍決的烈士，特別是「台東泰源事件」的殉道者；江炳興、鄭金河、詹天增、陳良和謝東榮等烈士的人像紀念碑，以告烈士在天之靈，並撫慰烈士的遺族。
＊2008年秋，向台東縣政府請願，盼於台東泰源建立「泰源烈士紀念碑」。
＊2013年6月21日施明德先生於立法院群賢樓舉辦《敬烈士》儀式，邀請前元首李登輝先生擔任主祭，這是泰原事件43年以來，民間人士首度在國會殿堂向烈士們致敬。
＊2013年7月8日，施明德先生代表家屬向補償基金會提出賠償要求，該會最後由政務委員林政則率該會法律處長及董事親自向施明德先生作「駁回」的說明，遭到施先生斥責。
＊2017年11月8日，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為《泰源事件》正式向監察院提出陳情，期待透過檔案的公開，能為《泰源事件》進行繼續平反。201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前夕，監察院完成調查報告。
＊2019年10月30日，施明德先生協助江炳興其妹江月瑋提起非常上訴，11月11日最高檢察署駁回家屬申請。
在促轉會調侃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碑紀念泰源五烈士之後，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特別查證，確認促轉會並沒有平反因為泰源革命事件被槍決的五烈士。
我不知道，楊翠為什麼說謊？但作為促轉會的主任委員，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法定職責。請問促轉會的法定工作是代表政府向中國人民共和國進行政治工作嗎？就連政治受難者陳菊院長，都在引頸盼望著一些簡單的真相，能透過促轉會這個政府機構向社會大眾宣告，比如1980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是誰出賣施明德，害高俊明牧師等被逮捕坐牢，而他們卻領取了五百萬的獎金，領獎金的又有幾人？
長達接近半個世紀的恐怖統治，就是特務、佈建、線民、監聽、監視、告密、檢舉、栽贓、領獎金....無所不在從不中斷的點點滴滴。任誰都懂。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我所觀察到促轉會的作為，跟當年我們經常在指控監察院的作為是一模一樣的，也就是打蚊子不打老虎。也就是公布一些恐怖統治後期不痛不癢的監視作為，真正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政治案件呢？如果當年監視范雲這樣的學運份子的檔案像一座小山；那麼許信良、林義雄、張俊宏、施明德的特務跟監日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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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促轉會是一個幼稚到連事情的輕重緩急都不懂？又或者他們不想讓還活著的美麗島事件受難者今天卻不在政府裡的人來親自看檔案呢，想要等到他們都走了，再不能說話了，再邀請他們也許不太知情的家屬來看呢？為什麼迄今僅邀請陳菊院長看檔案，卻不准施明德、林義雄⋯⋯等美麗島時代的領導人看自己的檔案？只因陳菊是當權者，促轉會才拍馬屁！這是從事轉型正義應有的態度？
促轉會是一個國家機構，他所做所為代表國家對歷史以及對正義的看法，怎可如此輕佻地針對烈士發言，又如此輕薄的面對國家受難的歷史。在受難者之中，有無辜者也有烈士，區分他們叫做歷史真相，把他們混為一談，叫做是非不分，叫做不義。促轉會真不懂，還是裝傻？
我以為促轉會的真正任務應該是，讓白色恐怖時代裡，每個人真正扮演的角色，得到他應有的評價，該譴責的譴責，該追究的追究，該榮耀的榮耀。難的是很多人還活著，急的事很多人已經走到生命的盡頭。如果促轉會的政治手法是盡挑些簡單的來做和拖過這些難處理的人，那真是太邪惡了。
如果上一個時代的邪惡是專制暴政，那麼這一個時代的邪惡就是不真的轉型也不真的恢復正義，一切都是假動作。
「對於敢於行動和擁有力量的人來說，歷史由為必要。他在進行一場偉大的戰鬥，需要榜樣、教師和安慰者。他無法從他同時代人中找到這些。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是必須的⋯⋯正是這位偉大的教師，提醒我們別人所遭受過的苦難，以此來告訴我們如何堅定地忍受命運的逆轉⋯⋯他的目標是追求幸福，也許不是他自己的幸福，而往往是整個民族或整個人類的幸福。他不願無所事事，並以歷史作為武器來抵抗它。在大多數情況下，除了名聲，他不指望得到什麼回報。那意味著他希望在歷史之廟中擁有一個神龕，那時就可能輪到他成為子孫後代的安慰者和顧問了。因為他的原則就是：曾經擴展了『人』之概念並賦予他它一個更加美好內容的東西必須要為了同一個任務而永遠存在。個別戰鬥的偉大時刻形成了一個鏈條，一條貫穿各個時代的人性大道，那些逝去時刻的最高點仍然偉大，對於人們來說仍然是活生生的。這便是人性信仰中的基本觀念，這個觀念在對『紀念式』歷史之的需求之中得以表達。」這是尼釆上個世紀寫在《歷史的用途與濫用》書裡的一段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