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喉舌新華社發表題為「習近平：新時代的領路人」的長文，似乎是把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再推上一個新台階。一些觀察家們指出，自2012年11月登上大位以來，中共領袖習近平毫不掩飾地追隨毛澤東，在一步步謀取個人獨裁地位的同時，也一步步地推行個人崇拜。鑑於中共前獨裁者毛澤東的獨裁加個人崇拜給中國人民和中共帶來的災禍，習近平步步升級的個人崇拜引起觀察家們的普遍憂慮。
令人擔憂的個人崇拜
新華社的長文以小標題的方式列出了習近平的七個稱號：一、開創性的領導人；二、偉大鬥爭中形成的黨的核心；三、為人民謀幸福的勤務員；四、有擔當的國家改革發展戰略家；五、重塑軍隊和國防的統帥；六、國際舞台上的大國領袖；七、新時代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
早些時候，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會議並發表公報，將習近平稱作「全黨的核心領航掌舵」。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和新華社宣揚習近平個人崇拜的長文，顯然是跟習近平的得力助手栗戰書在2018年3月中共操控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會議閉幕時發表的講話是一盤棋。
栗戰書在那次講話中說，「習近平同志是全黨擁護、人民愛戴、當之無愧的黨的核心、軍隊統帥、人民領袖，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領路人。 」
習近平及其宣傳班子的這種大造個人崇拜的做法，尤其是所謂的舵手稱號的重新出現，令香港資深媒體人、原《開放》雜誌主編金鐘回憶起文革時代。
他說，毛粉（即毛澤東的崇拜者）隨便寫寫也就罷了，但這種「舵手」稱號重新出現在中共十九大五種全會的公報裡就值得觀察，值得評論了；很多中國人都記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將毛澤東推上神壇所謂的「四個偉大」的稱號，即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金鐘接著說，實際上在文革前，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國防部長林彪就在毛澤東的授意和鼓勵下發動了大規模的造神運動。周恩來搞音樂舞蹈《東方空》，林彪推出《毛主席語錄》，給年青人洗腦，給他們灌輸神話。
金鐘說：「因此，文革一開始，這些年輕人就變成了（毛澤東的）『紅衛兵』，為毛澤東的獨裁政權，為所謂的文革衝鋒陷陣。光是1966年的8月，也就是所謂的紅八月一個月，北京的紅衛兵就活生生地打死了1770人，非常野蠻，非常殘酷。」
在金鐘看來，習近平明顯想做毛澤東第二。金鐘說，文革時候，習近平只是小學畢業生，後來到陝北當知青7年，再後來作為「工農兵大學生」上清華大學學化學，他文化水平很低，根本就學不了大學的課程。他大搖大擺走回頭路，就像是恢復帝制的袁世凱，公然廢除中共中央在文革之後制定的領導人任期制並為此修改了中國憲法，把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
習近平健忘還是中國人健忘
分析人士指出，毛澤東的個人獨裁伴隨個人崇拜給中國人民造成大災難，給中國共產黨造成大災難。習近平的親生父親習仲勳被毛澤東按上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利用小說進行反黨」的罪名抓捕下獄，坐牢十多年。中共後來發表正式文件，承認毛澤東的獨斷專行和個人崇拜「給（中國共產黨）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
在這種不堪回首的歷史背景下，習近平及其宣傳班子再度大張旗鼓地力推個人崇拜，是習近平健忘，還是中國人健忘呢？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專門研究中共歷史和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史的學者宋永毅的看法是：習近平沒有健忘，中國人也沒有健忘。
他說：「習近平首先要做毛澤東，而且要做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前的毛澤東基本上還是受到整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這樣的集體領導的限制，尤其是八大（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文化大革命在中共領導體制上的最大突破是什麼呢？最大的突破就是由一幫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由一幫中共領導人的集體專政、集體領導變成了他毛澤東一個人的專政，一個人的領導，連政治局成員多要向他效忠了。」
宋永毅說，毛澤東從1945年在中共黨內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到1966年、67年成為中共黨內說一不二的獨裁者用了20多年的時間，習近平上台不到10年就取得了這種獨裁權力。習近平搞這一套個人專制獨裁為什麼可以這麼順呢？
宋永毅的解釋是：「因為文革結束之後，中國從來沒有一次認真地批判毛澤東，認真地深挖文革（災難的起因），而是把文革的責任推到『四人幫』頭上，推到林彪的頭上。毛澤東從來沒有受到過批判。他還是偉大的領袖，他的畫像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
在另外一方面，許多觀察家和批評者指出，習近平上台以來採取了強力措施，淡化甚至美化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和中共造成的大災難。在習近平的主導下，中國新的歷史教科書把毛澤東造成的那些災難稱作「艱辛探索」，好像那些導致成千萬人死亡的人為災難是積極正面的東西，不妨繼續嘗試。
學者看習近平獨裁加個人崇拜
鑑於「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毛澤東當年獨斷專行，一意孤行，給中國人民和中共帶來嚴重災難，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和個人崇拜將會有什麼後果？
在雪梨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中國學副教授馮崇義看來，習近平上台以來已經在許多方面給中國造成了數不勝數的災難，但最具有根本性的災難是2012年習近平上台的時候，中國國內中共獨裁維穩體制跟民間的維權運動僵持不下，那本來是推行憲政民主的絕佳時機，是雙方通過博弈談判妥協建立憲政制度安排的千載難逢的好時機，但習近平倒行逆施使中國錯過了難得的好時機。
馮崇義說，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和個人崇拜的惡果不是將來的問題，而是惡果已經發生，已經是現實。他說：「當時大家都在猜測習近平究竟是往右還是往左，都在爭論不休，但大家萬萬沒想到，他既不往左也不往右，他掉頭往後。他把當時面臨憲政轉型契機的中國的國運打碎，他要把中國從後集權社會面臨憲政轉型的時機給炸爛，扭頭向極權社會走。極權社會就是一黨專政加領袖獨裁。」
馮崇義接著說，為了個人獨裁，習近平不惜在中共黨內定黑幫規矩，其中包括「定於一尊」，不准「妄議中央」，而且「規矩」這種黑幫黑話也出現在官方媒體和文件中；習近平以黑幫規矩來掌控從最高到最基層組織，把已經初具雛形的中國公民社會徹底滅掉，使中國再次錯失走上現代文明之路的機會。
馮崇義的這種說法跟一位研究傳播學的中國學者說法形成有趣的對照。那位學者說法是：在過去的100多年裡中國人很倒霉，每當關鍵性的歷史關頭摸到的都是一手最壞的牌。
但習近平主導下的中共宣傳機關則宣傳說，眼下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的新時代，也是站在十字路口的人類探索發展路徑的新時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