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周年紀念日將屆，中國內地想當然耳會是萬馬皆瘖，但香港在每年的6月4日這一天，都會舉行各式各樣的紀念活動，也因此成為中國內地民眾了解1989年學運的重要窗口。而在陸港交流的過程中，學生自然是最有機會接觸到六四議題的內地人。
BBC中文網引述香港入境處今年3月公布的資料，2009年以來，累計有6.72萬名內地學生來到香港，攻讀副學士或以上的學位，佔香港非本地學生的67%。
香港民眾聲援遭中國政府迫害的民主人權鬥士（美聯社）
在香港各大專院校，要對六四的訊息視而不見是不可能的：香港大學有漆上悼念輓聯的太古橋、有學生會大樓前的國殤之柱雕塑；中文大學有火車站廣場前的新民主女神像。其他大學的學生會都在六四周年前擺放悼念活動宣傳橫幅等物品。
那麼，在香港上學的這些內地學生，又是如何看待六四這個議題？
喬治與小田都是從中國大陸到香港修讀碩士課程的「90後」，但兩人最初接觸六四的過程很不一樣。
小田在初中二年級的時候，聽老師在課堂上談起六四，「我的那位政治課老師，他大概的意思就說，那些學運領袖流亡海外，生活也不是特別好，也不能回來。」「按照我現在的理解，那位政治老師對學生領袖是持一個不是特別正面的態度，可能是覺得他們幼稚。」
小田上了高中，語文老師再次談到六四事件，這回評價為民主運動。到讀大學的時候，那些在香港升學的高中同學為他帶回來第一批跟六四有關的書，同學之間也私下流傳美國製片人韓倞（Carma Hinton）的紀錄片《天安門》。
小田記憶說，一年前來到香港後，首先就到大學的圖書館借閱余杰的《劉曉波傳》，也注意到香港報章和大學校園每年出版的紀念刊物，今年還打算到維多利亞公園參加六四燭光晚會。
相較之下，喬治已經記不清第一次接觸六四事件是什麼時候，只是記得小時候有同學跟他提過「北京出過事」，向親戚朋友問起時，也只得到很模糊的答案。「我那個時候只知道這件事情聽上去比較嚴重，但具體是什麼，我還不是很清楚。」
後來，透過網路翻牆，喬治看了很多有關六四的資料，包括小田所說的那些紀錄片。「6月3日晚上的那些鏡頭畫面裏，的確記錄了槍聲、火光，也看到長安街上面，很多人拖著傷員，在那裏走。」
翻牆讓喬治在國內就讀到不少六四事件的訊息，來到香港之後，沒有特別渴求接觸歷史資料，但畢竟沒有國內的限制，接觸六四電影之類的機會也就多了。
看過各種各樣的史料後，喬治這樣總結與評價：「這件事情的本質是民眾對政府有一定的訴求，他們希望和政府溝通，而最後由於雙方的溝通不暢，導致了衝突。而我並不覺得是有人試圖顛覆國家政權。」
但是在他眼中，25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並非全都頂著光環，「首先，他們的目標不明確。雖然他們要求跟政府對話，可是他們希望達到些什麼目標，有沒有具體、可實踐的內容、方案，我認為當時是沒有的。」
「它的初衷是好的，可是它的實踐方法和他所要達成的目標並不是那麼完美，甚至說，從某程度來說，可能有些空洞。」
「天安門母親」張先玲捧著兒子的遺照。（美聯社）
小田則對整場學運背後的權力鬥爭另有一番思考。「在趙紫陽去了朝鮮（北韓）之後，李鵬和北京市委的陳希同、李錫銘，我覺得是很別有用心的交了一個非常陰險的材料給鄧小平，讓鄧小平說出了一番非常嚴重的定論，也就是4．26社論，進一步激怒了學生。」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不堅決地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
小田認為，趙紫陽回來之後，又發表了一番「要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礎上解決問題」的講話，何東昌（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等人「專門在校園散佈『趙紫陽是他的個人意見，而不是黨中央的意見』」，讓中共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政治鬥爭公開化，導致隨後「不可收拾的局面」。
「事後想起來還是挺悲涼的。因為假如把它放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他的很多國家都可能是黨內的溫和派和黨外的溫和派進行合作與博弈，最後把整個國家帶到了完全不同的結局。」
今日的天安門廣場（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