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率先揭露中共血腥鎮壓六四學運的《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他與妻子伍潔芳（Sheryl WuDunn）詳實的系列報導，獲得隔年普立茲獎肯定。時隔25年，當年學生與北京市井小民，為了中國的自由民主，不計個人安危的承擔，仍深植紀思道腦海，他日前撰文「三輪車夫的眼淚」紀念，茲摘譯如下：
我一輩子都忘不了那個三輪車伕，他滿臉是淚用力蹬著車，急忙把受重傷的學生，從開槍的士兵面前載走送去醫院。那個車伕是個勇者，比我更好的人，也幫我上了永難抹滅的一課。
1989年6月3日晚上，我們都在天安門廣場側邊的長安大街上，當時軍隊血腥鎮壓25年前那個震撼全中國的學生民主運動。從4月中到6月初，好幾百萬抗議民眾，出現在數以百計的城市街頭，爭取言論自由與民主，要求政府終結貪腐。
當時我住在中國，擔任《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那個渴望與勇氣交織的難忘經歷，最初是那樣激勵人心。抗議民眾承認，生活大有改善但那樣是不夠的，他們堅持所需要的不光是大米，還有相應的權利。
即便從今日觀點來看，那仍是我報導過最有禮貌的一場政治抗議運動，就算是推擠衝過公安隊伍，學生會停下來、轉身然後齊聲大喊：「謝謝公安！」還有學生被指派撿拾混亂中落掉的鞋子，送還給丟了鞋的公安或學生。
民運學生佔領北京市中心好幾個禮拜，然後，6月3日晚上，就像外國軍隊來犯那樣，部隊從好幾個不同方向侵入北京，對著所有會動的目標開槍，我朋友十多歲的兄弟，騎車上工的路上，就被軍人開槍打死。
軍隊進城的時候，我騎車衝去天安門廣場，那裏有民眾上街，成群結隊要保護抗議學生，他們也都挨了槍。那個恐怖的夜晚，最勇敢的莫過於平日載貨全城跑的三輪車伕，只要軍隊槍擊暫歇，他們就奮力踩著車子衝進軍隊，搬抬倒地死亡或重傷的學生。
那些軍人沒有絲毫寬容，甚至對著救護車開槍，卻沒有嚇退那些三輪車伕，他們的勇氣尤其讓人感動。
那時外國人跟中國官員總說，中國人教育程度不夠、素質低，還沒做好迎接民主的準備，也確實民主較能穩固紮根於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但我清楚記得，一名穿著T恤體格粗壯的三輪車伕，大概連中學都沒讀完，當他衝出去搬起一個倒地的軀體時，那種勇氣讓我秉住呼吸，擔心他會挨槍，然後看他把一個年輕人搬上車板，使勁拼命騎回來，滿臉是淚。
他看到我這個外國人站在那，轉了方向朝我騎過來，放慢速度讓我能夠親眼見證政府都做了甚麼。那個可怕夜晚，我不記得他說甚麼，大概是讓我告訴全世界那所發生的事情。這個車伕當然說不出民主的完整定義，卻為之甘冒生命危險。
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長安大街的掃射彈痕早以抹平，一如遭粉飾的那段歷史。我有次跟名中國大學生提起六四屠殺，她臉上困惑表情讓我不敢相信，她竟然從來沒聽過這件事。
中國這幾年有極大發展，人民收入飆升、居住條件改善，還據稱妊娠和分娩死亡率比美國還低。當年那個應該沒有投票權的三輪車伕，孩子可能都上了大學，中國社會的進步無庸置疑。
然而，人類尊嚴不僅是填飽肚子，還需要相應的權利。中國偉大文學家魯迅，對於他那個時代的一場屠殺曾經寫道：「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就在中國繁榮昌盛，中產知識份子階級成形之時，公眾參與政治的訴求必然提高。從波蘭到南韓，我報導過世界各地許多民主運動，我相信終有一天，就在天安門廣場上，會有座紀念碑，讓我上前表達對當晚死難者的敬意。我希望，那座紀念碑會是一尊人力車夫雕像。
很難確知六四對於後世影響多大，其他國家地區也有過類似屠殺事件，像是台灣的二二八、南韓的光州大屠殺（Kwangju Massacre），都遭主政者刻意隱瞞多年，但終究得到更民主的政府所承認，我相信中國也是如此，但我不想猜何時能平反。
有些中國領導人曾經支持改革開放，像是李瑞環、溫家寶、甚至過去的習近平，但實際上情況卻完全相反。如今習近平看似積極推動經濟改革，卻同時主導更大規模的政治鎮壓。
我1986年搬到中國，當時亞洲多是極權國家，我報導過台灣、南韓、蒙古、印尼與泰國等國家成功的民主運動，中國也終將迎接這樣的勝利，雖然不知何時，但我期待，能跟目前遭監禁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坐下來喝杯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