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羅斯藤說，一個國家的大眾認為消息流通良好時，更有可能配合政府的指引或者請求。
就像他說的：「我讀到的支持率是85-90%，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每個人在自己的圈子裏都認識一些不接受措施的人，但是和他們好好談論是有可能的，也是我們應該做的。我想這是我們德國擁有的一個巨大優勢。」
德羅斯藤教授所說的重點是科學如何與社會結合——換句話說，重點不在於工具箱裏的工具本身是什麼，而是當政府將這些工具拿出來的時候，整個國家如何反應。
我們向比利時政府的顧問凡萊瑟姆教授（Professor Yves Van Laethem）提出這一點時，他說他的政府有可能是傳達的訊息改變得太快和太頻繁，於是令大眾迷惑了。
「人們想知道為什麼」
他說，現在隨著冬天臨近，人們需要一些可持續和穩定的措施，但是比利時人對於規矩繼續改變的包容度是有限的——在英國和其他地方，同樣可以看到這個現象。
「比利時的問題是類似的，」他說，「政府提出一些方案，就立刻受到挑戰……3月和4月，人們都很害怕，就配合了，不會那麼反對各種規定。但是現在，人們看見病例在增加，而死亡率仍然較低，他們就想，為什麼還要做這些事情。」
或許，這解釋了為什麼秋天第二波疫情的威脅增加時，比利時卻是少數幾個放寬限制的國家之一。
從7月底開始，比利時是強制在公眾場所任何時候都要戴口罩，不論室內室外——即使是你一個人在半夜穿過無人的公園也一樣。
從10月1日起，這條規則被放寬了。在商店和公共交通工具上，口罩仍是強制佩戴的，但是在室外就僅限在公共區域人多的時候。
相比之下，鄰國荷蘭在好幾個月不推行戴口罩之後，開始縮緊規定了，強烈建議民眾在商店和巴士上戴口罩。背後的結論是一樣的——戴口罩在某些情況下是一個好主意，但是措施的方向卻非常不一樣。
瑞典首席病毒學家特格內爾（Anders Tegnell）也遇到了一致性和持續性的問題。他建議酒吧和餐廳繼續開放並且不要求戴口罩，在病毒大流行的第一階段受到質疑，但是在第二波疫情到來時卻被證明是明智的。
當然，說瑞典政府「沒有做任何事」來應對危機是一種誤解。該國採取了一些措施來阻慢病毒擴散，包括保持社交距離和鼓勵額外關注雙手清潔。特格內爾說，「給民眾很多的影響力」很重要。
瑞典的政治文化是種淡定的社群主義，這可能令病毒學家的工具稍為簡單。而且它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措施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不僅取決於政府採取哪些措施，還在於宣布這些措施時所得到的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