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德國和瑞典的民眾大致上會接受來自政府的指引和請求，那些對政府抱有更多懷疑態度的社會又怎樣呢？在狀況最差的地區，敵對黨派、工會、民粹主義報刊和憤怒的地方當局往往採取與中央對立或者不配合的做法。
「現在太早了」
比如在法國，衛生部長韋朗（Olivier Veran）就在沒有諮詢地方政府的情況下，宣佈對人口眾多的南部沿岸馬賽一帶採取新的規定。該次小型封鎖令包括關閉餐廳和酒吧。
該區主席穆塞利（Renaud Muselier）是一名醫生，他形容這個決定是「不合時宜，單方面和粗暴的」，警告將會導致「反抗和顛覆」的情緒。
這當然不是一次關於傳染病學的學術討論。馬賽將自己視為與遙遠的巴黎對抗的角色，要激起一種對中央政權的反感從來不難。但是，看看地方對中央政府的敵對反應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將是非常有趣的。
在全球大流行的這個時間點，要進行各國之間的比較，會有各式各樣的困難，哪怕是社交距離如此基本的措施，比較起來也很複雜。例如，法國、德國和英國各有不一樣的社交距離標凖——分別是1公尺、1.5公尺和2公尺。但要確定哪種是正確的，以及如何衡量風險和便利之間的平衡，可能需要數月乃至數年的研究。
作這種比較所遇到的問題令我震驚，是我在比利時與該國一名高層政治人物共同在議會度過一整天的時候。當時，英國的科學家和政客湊巧一直在讚揚比利時對第二波疫情的某些應對措施。
他很吃驚。「說實話，」他說，「你每天晚上看電視，都能看到在斯德哥爾摩、倫敦或者巴黎的某個專家說出不太一樣的話。當然他們都是專家，但是現在要比較還太早了。或許明年會有可能，或許我們要等到後年，但不是現在。」
這就令人們只剩下一個能夠確切得出的結論。這場危機在衛生領域的結果，最終不僅取決我們的政府叫我們做或不做什麼事；它更大程度上甚至取決於我們選擇如何解讀我們所收到的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