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凌並不支持「完全的內循環」，因為從全球化市場經濟的視角出發，不顧成本去另起爐灶是降低經濟效率的行為。「哪怕我們出於民族自信，能夠做到這一點，也不應該去不顧一切地追尋這一點。最合理的做法依然應該是：新興市場中國的十幾億人和傳統發達國家的十幾億人共同來配置經濟資源，追求全球化體系下的各自比較優勢。當然，適度的強調內循環依然有其必要性，否則突然被人掐脖子，哪怕具備比較優勢也無濟於事。」
體制改革決定創新能力
在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經濟除了依靠外貿拉動，另一個重要的動力就是國內的投資。但是，沈凌擔憂地指出，在當前削減外貿依賴度的背景下，2009年應對全球經濟危機時的「四兆」大規模基建投資計劃不能也不應成為提振「內循環」的手段。沈凌認為，十年前的「四兆」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現在再靠這樣的手段，並無法解決所謂的「掐脖子」問題，也無法實現通過科技創新引領經濟增長之長期目標。
沈凌認為，中國能否有效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才是「內循環」戰略的成敗所在。「在基建領域，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有著一套有效的激勵機制，因此讓中國以極高的效率成為了『基建狂魔』。但是，在未來的高科技領域，中國又能否找到一套有效的制度，來保障創新能力呢？」沈凌有些悲觀地指出，中國當前的教育科研體制仍然「遠遠落後於其他領域的改革」。他認為，提升科技創新能力，離不開對當前體制的真正改革：「傳統發達國家的十幾億人能夠實現的事情，理論上我們中國的十幾億人也能做到。前提則是我們的體制能夠吸納、鼓勵人才去實現這樣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