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熱愛台灣，為何遠離台灣？是無奈。我爸爸鼓勵我們幾個兄弟一起走，這是他的怨……」
1954年阿里山原住民政治領袖高一生、湯守仁等被控涉入叛亂及貪污案，最終6人遭槍決、1人無期徒刑，高一生胞弟杜孝生、時任吳鳳鄉公所森林幹事廖麗川則遭控侵占、圖利，處17年及10年有期徒刑；雖然高一生、湯守仁等被控叛亂已於2000年開始陸續受補償與平反；杜孝生、廖麗川被控的「貪污」罪名卻因不適用《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直至2020年7月29日才遭促轉會特別調查後撤銷。
24日上午，促轉會舉行「平復杜孝生、廖麗川司法不法」記者會暨座談會，廖麗川之子廖純義在海外透過影片表示，當年狀況是「很多人都不願說，大家嚇都嚇死了」，他一直對父親涉入的案件一無所知，直到自己有天也被捕、被酒醉情治人員拍桌「你是不是要替你爸爸報仇的？」他才開始蒐集資料想知道「我爸到底發生什麼事？我家鄉發生什麼事？」而後廖純義才明白，這案件不只讓父親一生有怨、只盼兒子趕緊搬離台灣，也改變了鄒族人的命運。
廖純義表示，父親被抓的事已將近70年前，雖然後來只關2年8個月，嘉義自二二八事件以後就有很多人被抓，先是醫師潘木枝、畫家陳澄波，白色恐怖時期又發生高一生事件，「很多人都不願說，大家嚇都嚇死了」，也因此廖純義從小對父親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對家鄉的血淚更是。
直到約莫1980年代以後，廖純義也因為當時選舉傳單寫著「比較蔣家跟李光耀的高低」被抓，情治單位指控寫傳單的是張俊宏、刻鋼板的是廖純義，廖純義就在偵訊過程看到自己從小到大資料在面前攤開，包括他小時候的成長、跟親戚的來往、上班面試聘用出勤資料、薪資帳冊，有個情治人員喝醉了，當面對廖純義拍桌子質問，「你是不是要替你爸爸報仇的？」
「我只想：我爸什麼事？」儘管情治人員非常清楚廖純義就是廖麗川之子、而廖麗川曾被捲入高一生案，廖純義卻還是什麼都不知道，回家後才開始瘋狂蒐集資料，想知道父親發生什麼事、家鄉發生什麼事。
廖純義後來才知道，1950年代的鄒族人大部分只會說族語跟日文，廖麗川因為在夜校補習學會中文，當時阿里山鄉長高一生希望經營「新美農場」生產作物、創造族人工作機會，調派廖麗川負責總務、公文與翻譯，隨後高一生受到當局掃蕩、指涉叛亂與貪污，廖麗川就捲進去了──出獄以後的廖麗川失去公職、該領的薪水也沒了，當時幾乎無法找到新的工作，只能去山上替人管工寮、做工事，「他被改變很大的人生，他很upset，十幾年以後回到嘉義才做一些手工藝品的小工藝……」
同時被改變人生的，也包括高一生被槍決後獨自扛起全家的女兒高菊花。廖純義說，高菊花在部落裡幾乎是被指指點點過一生，有次廖純義陪父親回到樂野部落祭拜高一生，也見到高菊花一直哭、說自己遭受慰安婦一般的待遇，「爸爸看從小長大的好友、兼長官的女兒，也只能無奈、哭泣。」
相較於高一生被槍決的悲劇，廖純義感嘆自己家或許算是慶幸、只有無奈而已。如今廖麗川終於在促轉會協助下獲得平反，廖純義表示，「我爸爸生前帶著怨走了，幸好總算了了一件事……我熱愛台灣，為何遠離台灣？是無奈。我爸爸鼓勵我們幾個兄弟一起走，這是怨……這次平反我很感謝，但我也期待以後台灣不要再發生類似事件。」
同樣被捲入貪污案件的高一生胞弟杜孝生，其子杜銘哲24日出席記者會表示，原住民的白色恐怖其實跟漢人家庭不太一樣，鄒族有自己的歷史脈絡──戰後台灣為了革除原住民所謂「出草」習慣，編造吳鳳捨身成仁的故事，烙印在鄒族身上、也讓所有原住民族承擔魔咒；1954年發生高一生、湯守仁案，1986年則發生原住民族青年遭扣押身分證奴役、憤而殺死雇主的「台灣最年輕死刑犯」湯英伸事件，直到1989年教育部才把吳鳳故事從教科書剔除掉、1994年國民大會才正式將「原住民」一詞列入憲法，原住民就是這樣一路苦難過來。
杜銘哲說，1956年父親杜孝生因為捲入高一生案件被關，全家被迫遷到大埔鄉，二姐回憶當時父親出獄，在月黑風高的夜晚帶著妻小逃命似地往大埔遷徙、二姐路上也一直哭。
大埔鄉是個完全都是河洛人（講閩南語）的村落，只有杜孝生一家是原住民，如今杜銘哲雖然可以說一口流利台語、幾乎不會被認為是原住民，卻也意味著原住民身分這塊失去了，「我遭遇是失去母體文化的庇護，我們面對是心靈上、文化上的修補重建、還有自我人格的修復重建……這樣漫長的旅途，其實我們每個兄弟姐妹都有不一樣的想法，說起來是非常地殘酷。」
「父親的名字在鄒族重新被看見，他不至於消失掉」
直到22日促轉會赴杜孝生故鄉說明這起案件，杜銘哲才終於「回去」了。杜銘哲說，父親的案子終於得到平反，對他來說最大欣慰是「父親的名字在鄒族重新被看見，他不至於消失掉」，案件平反前整個高一生家族在阿里山是消失的；然而杜銘哲當天也跟鄉親道別，「我們已經回不去了，這已經過60年的過程，現實上我們已經回不去……這事就是這樣，說起來好像很輕鬆，但已經走了60年。」
回顧自己家族的經歷，杜銘哲說，這就好像見證台灣從威權時代到今日，台灣在整個國家認同是來自各方的移民社會、有很多不同族群，台灣人也需要和解、修補、重建，「60年過去了，我期待2080年、下個60年，雖然那時候我們肯定已經不在了，但我們的下一代會享受更豐盛的結果，希望台灣是個文化大國。」
說起杜孝生、廖麗川所涉「新美農場」案的背景，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官曉薇說，新美農場是高一生自日治時期開始的構想，此地曾經牧牛、而後荒廢，高一生在戰後希望跟國家要地，讓族人進行開墾、進而改善整體族人經濟狀況。
然而經營農場要錢、人力、開墾種稻要做水利工程，農場發包山下漢人做工程團隊開墾、又向土地銀行借貸50萬，而後新美農場因為經營不善虧損，竟就演變成軍事審判的貪污案件。本次調查促轉會雖欲追查新美農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問當地耆老幾乎無人記得新美農場是什麼，這條線只能先放棄。
「對鄒族人的監控連性生活都寫報告」
然而在促轉會調查過程中，官曉薇也從檔案中看見鉅細靡遺的、對鄒族人的監控，指控高一生與湯守人是所謂的「煽動分子」、「不穩分子」，監控做到最嚴密是乾脆把軍人送到湯守仁家中、偽裝員工身分監控長達2年，「細到你覺得不敢看，這太隱私了，就連性生活、喝酒以後說了什麼話都寫在報告裡。」
可以確定的是，就促轉會掌握檔案資料，本案相關當事人高一生、湯守仁因為具有對阿里山原鄉的影響力，被政府視為危險人物、列入情報蒐集對象，杜孝生動態及涉入新美農場等籌設亦出現於情報資料中，之後統治當局便利用監控所得資料任意揀選，作為啟動追訴、審判之依據，並在事證未明確之前就以貪污、叛亂罪名擬定逮捕計畫、大規模逮捕原住民部落在地賢達，這一連串行動顯示本案係威權統治當局對阿里山原鄉政治控制的手段，濫用國家權力以達成政治上打壓異己、控制原住民族的目的，也傷害阿里山原鄉群體的主體性。
出身賽德克族的促轉委員蔡志偉則指出，調查過程中發現本案所有逮捕、追訴到審判，都是出於政治性的考量與作為，保安處是先對高一生、杜孝生擬定誘捕計畫，甚至準備好當事人涉入貪污的中文、日文版文宣，目的就是要擾動部落間的矛盾與衝突。
促轉會主委楊翠表示，24日促轉會能舉行杜孝生、廖麗川案件平反記者會，必須先感謝家屬長期的承擔、為追求真相努力不懈的漫長過程，也要感謝非常多的民間團體在政府還沒能進行這樣的事情時的努力，包括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長年調查、前大法官許玉秀2016年發起之模擬憲法法庭等，針對此案提供許多論述基礎。
楊翠表示，杜孝生、廖麗川所涉案件不只對當事人產生影響，對家屬、整個家族 甚至部落都產生非常巨大的影響，22日促轉會到部落舉行的論壇，即便證本案對原住民影響多深刻，「國家所有剝奪壓迫都是在部落公眾下進行，造成部落恐懼、矛盾、拉扯。」促轉會向鄒族人報告本案的同時，也希望讓族人理解這些家族如何被污名化、讓污名化可以被洗滌，揭露本案的實情。
楊翠指出，本次平反係因2018年8月15日杜銘哲至促轉會申請依《促轉條例》6-3-2調查開始，歷經7次審查會、2次委員會、國史館與嘉義縣府各地檔案徵集、部落訪談等。至於本次平反意義，第一在於杜孝生的原住民身分，第二在落實《促轉條例》──昔日杜孝生等被控罪名為貪污，因為非《內亂外患罪》，在1990年代提出補償卻始終未通過，直到今日才可依《促轉條例》6-3-2獨立調查並得到平反。
而在案件決定書裡，促轉會不只勾勒案件本身在法律層面應該撤銷的理由，也勾勒整個威權統治時期控制原鄉的體制、原住民族整體受到什麼樣的壓迫剝奪，楊翠表示，「這案件要放在這樣的脈絡裡理解，我們寫決定書過程努力通過檔案、歷史文獻，希望這樣的背景能被建構，我們不只勾勒案件與當事人，還有整個原鄉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