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錢鍾書39歲。1949年後，一批老國民黨退到臺灣，曾經叫過一陣響亮的口號「人生七十才開始」，這種話當然不能當真。但是若說「人生四十才開始」也許還說得過去。可是1949年做為作家的錢鍾書還不到40歲，即開始過一種退隱（retired）的生活了。在社會主義下的新中國，雖有朝氣，但總覺有一種肅殺之氣，他一看苗頭不對，隨即封筆，從此不再創作。不僅此也，甚至連已寫就的《百合心》部分殘稿都毀掉，遑論其他。解放前夕，鄭振鐸及吳晗都對錢鍾書說不要走呀，中共是很尊重知識分子的。結果適得其反，也許除了秦始皇、明太祖外，歷史上沒有一個政權像毛澤東那樣糟蹋知識分子。在這一章裡，先講錢鍾書在20世紀50年代編撰《宋詩選注》外，然後按繫年先後記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折磨：先是在學部被揪出來批鬥，繼而下放五七幹校，以及回北京後因「摻沙子」強鄰難與相處，先後「逃亡」5年。這一段歲月恐怕是他們夫婦一生最淒慘、最痛苦的一段日子。
經吳晗再三邀請，錢鍾書終於在1949年8月24日離開上海，舉家北上重回清華園。從此除了三年在幹校外，他一輩子在北京。那時清華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即校長）是葉企孫，文學院院長為吳晗，外文系主任為趙詔熊。原來系主任陳福田早已離開清華，返僑居地夏威夷（卒於1951年）。錢鍾書終於又回到母校，但他這次到北京頗有杜工部所云「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的景象，錢鍾書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吳晗接替了馮友蘭文學院院長職位，但馮仍在哲學系授課。錢初到北京曾去拜訪舊友：去看沈從文、張兆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則是他們的鄰居。那時孫大雨也在北京。錢鍾書夫婦分別在清華外文系教課，但為時不久。
1952年各大學院系調整，錢鍾書夫婦即離開清華。中共自人民共和國肇建後，一切大政方針均模仿蘇聯，在教育上，加強工科及自然科學，以培養這方面的科技人才及工程師為當務之急。因此取消教會學校，以及國立大學應有的文理學院。另外增設了20所工藝學院，及26所新辦的工科大學。全國大約有200所大學院校，其中只有13所大學是設有文理學院的綜合大學。這一措施即是日後所說的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為1952年。因為院系的調整，清華改為工科大學，文學院併入北大。錢鍾書也就被調到新成立的文學研究所。文學研究所最初隸屬於北京大學，後來改隸於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錢鍾書夫婦均屬於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組。那時所長是鄭振鐸，鄭除擔任所長外，又兼任古代文學研究組組長。翌年，鄭振鐸借調錢鍾書到古典文學研究組工作，與他一起工作擔任研究員的還有俞平伯及何其芳等人。錢鍾書到了古典文學組後，再也沒有調回外國文學組。自從錢鍾書離開清華後，從此不再教書，對學生來說是一種損失，對他自己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以他的個性，心直口快，喜放言高論，尤好臧否人物，則在課堂上易被學生抓到小辮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做為日後批鬥的藉口，很容易出亂子。
錢鍾書調至古典文學組後即著手編撰《宋詩選注》。50年代初期，即有意整理中國古典文學，出版幾種普及性的古典文學叢書。《宋詩選注》即是在這套計畫中的一部詩選。1955年，鄭振鐸就把編選宋詩的計畫交給錢鍾書來做（《宋詩選注》1957年殺青，1958年付梓）。以錢鍾書對中國舊詩的底子及對宋詩的造詣，要他來選注宋詩，實是一個最適當的人選。但是在當時，一切以馬列為正宗，階級鬥爭為前提，這樣一來，無形中加了很多框框，致使錢鍾書編選這部書就會顯得束手束腳。所以明眼人如胡適一看就看出來了。胡適看了《宋詩選注》後說：「他（指錢）是故意選些有關社會問題的詩，不過他的注確實寫得不錯。還是可以看看的。」選目是由大家來決定的。參與遴選的有何其芳、余冠英及王伯祥等人。但一俟選目確定後，注及詩人小傳由錢鍾書一人負責撰寫。其實不僅「注確實寫得不錯」，詩人小傳也是寫得極其出色。茲舉例一二如下。如講到范成大的詩，他說：「范成大的風格很輕巧，用字造句比楊萬里來得規矩和華麗，卻沒有陸游那樣勻稱妥帖。他受了中晚唐人的影響，可是像在楊萬里的詩裡一樣，沒有斷根的江西派習氣時常還魂作怪。楊萬里和陸游運用的古典一般還是普通的，他就喜歡用些冷僻的故事成語，而且有江西派那種『多用釋氏語』的通病，也許是黃庭堅以後、錢謙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內行的名詩人。」還有講到徐璣時，說他和他的三位同鄉好友─字靈暉的徐照、字靈舒的翁卷、號靈秀的趙師秀──並稱「四靈」，開創了所謂「江湖派」。他後來又說，宋詩經過葉適鼓吹，有了「四靈」的榜樣，江湖派唐體詩風行一時，大大削弱了江西派的勢力，駸駸乎奪取了它的地位。最後講到葉適，他說：「我們沒有選葉適的詩。他號稱宋儒裡對詩文最講究的人，可是他的詩竭力煉字琢句，而語氣不貫，意思不達，不及『四靈』還有那麼一點點靈秀的意致。所以，他儘管是位『大儒』，卻不能跟小詩人排列在一起。」
看注腳就可以盤「老底」（殷海光語），則看《宋詩選注》的注腳，就可以盤出錢鍾書的一點「老底」了。錢氏的注腳確是寫得好，就拿范成大一首〈催租行〉中的「草鞋費」注做例子，從這個注最可以看得出錢鍾書的學問及對唐宋詩文的諳熟。他說「草鞋費」就是行腳僧有所謂「草鞋錢」，早見於唐代禪宗的語錄（例如《五燈會元》卷三普願語錄）。宋代以後，這三個字也變成公差、地保等勒索的小費的代名詞，就是《儒林外史》第一回所謂「差錢」。元曲裡岳百川的《鐵拐李》第一折差人張千向韓魏公說：「有什麼草鞋錢與我些」，又寫韓魏公罵他說：「則我老夫身上還要錢買草鞋，休道別人手裡不要錢」；這可以注解范成大的詩句。然後錢鍾書接著就在這個注裡評這首詩說：「參看柳宗元〈田家〉第二首：『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李賀〈感諷〉第一首：『越婦通言語，小姑具黃粱；縣官踏飡去，簿吏更登堂』；唐彥謙〈宿田家〉：『忽聞扣門急，云是下鄉隸……老母出搪塞，老腳走顛躓……東鄰借種雞，西舍覓芳醑。』唐彥謙那樣具體細緻的刻畫也還不及范成大這首詩的筆墨輕快，口角生動。」
陸游有一首〈示兒〉詩，是絕句，詩云：
死去原知萬事空，
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
家祭無忘告乃翁。
這首詩做於嘉定二年（1209年），陸游臨死時寫的（放翁卒於農曆12月29日，折算成西曆則是1210年1月26日），這是陸游的絕筆，詩中最後二句傳誦千古。錢鍾書為這首詩做了一個小注，這個注極佳，茲錄如下，俾供大家參考。他說：「參看《劍南詩稿》卷九〈感興〉第一首『常恐先狗馬，不及清中原』；卷三十七〈太息〉：『砥柱河流仙掌日，死前恨不見中原』；卷三十六〈北望〉：『寧知墓木拱，不見塞塵清』；卷三十八〈夜聞落葉〉：『死至人所同，此理何待評？但有一可恨，不見復兩京』。」然後錢鍾書下評語說：「這首悲壯的絕句最後一次把將斷的氣息又來說未完的心事和無窮的希望，陸游死後二十四年宋和蒙古會師滅金，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十一〈端嘉雜詩〉第四首就說：『不及生前見虜亡，放翁易簀憤堂堂。遙知小陸羞時薦，定告王師入洛陽。』陸游死後六十六年元師滅宋，林景熙《霽山先生集》卷三〈書陸放翁書卷後〉又說：『青山一發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來孫卻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從這個注解最可以看出錢鍾書對於宋詩的諳熟，像這樣旁徵博引出色的注腳在書中是很多的。
錢鍾書選了葉紹翁的一首〈遊園不值〉，全詩如下：「應憐屐齒印蒼苔，小扣柴扉久不開。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葉是一個小詩人，但這首詩很有名，「古今傳誦」。這首詩附有一個注。這個注「確實寫得不錯」。錢鍾書小注說：「這是古今傳誦的一首詩，其實脫胎於陸游《劍南詩稿》卷十八〈馬上作〉：『平橋小陌雨初收，淡日穿雲翠靄浮；楊柳不遮春色斷，一枝紅杏出牆頭。』不過第三句寫得比陸游的新警。《南宋群賢小集》第十冊有另一位『江湖派』詩人張良臣的《雪窗小集》裡的〈偶題〉說：『誰家池館靜蕭蕭，斜倚朱門不敢敲；一段好春藏不盡，粉牆斜露杏花梢。』第三句有閒字填襯，也不及葉紹翁的來得具體。這種景色，唐人也曾描寫，例如溫庭筠〈杏花〉：『杳杳豔歌春日午，出牆何處隔朱門』，吳融〈途中見杏花〉：『一枝紅杏出牆頭，牆外行人正獨愁』，又〈杏花〉：『獨照影時臨水畔，最含情處出牆頭』；但或則和其他的情景摻雜排列，或則沒有安放在一篇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地位，都不及宋人寫得這樣醒豁。」像這樣的注，如非熟讀各家詩，是寫不出來的，而且像這樣的注在這本《宋詩選注》中所在多有。
這本書的序言不失為一篇討論宋詩的傑作，裡面有很多真知灼見。例如錢鍾書說：「批評該有分寸，不要失掉適當的比例感。假如宋詩不好，就不要選它，但是選了宋詩並不等於有義務或者權利來把它說成頂頂好，無雙第一。」這幾句話可圈可點。然後他接著又說：「宋詩的成就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我們可以誇獎這個成就，但是無須誇張、誇大它。」這幾句話加上前面引的話，不僅可以用在宋詩上，也可以用在一切學術上：譬如，治史或撰寫名人傳記（包括寫錢鍾書傳）均可適用，可當作一個治學的準繩。古希臘亞歷山大大帝在東宮時，每聽到父王在國外打勝仗的消息，他就發愁，因怕全世界都被他老子征服了，則他就無用武之地。錢鍾書說詩歌創作時代也會有類似這種情形，因此他說：「有唐詩做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這個好榜樣，宋代詩人就學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有了這個好榜樣，他們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摹仿和依賴的惰性。瞧不起宋詩的明人說它學唐詩而不像唐詩，這句話並不錯，只是他們不懂這一點不像之處恰恰就是宋詩的創造性價值所在。」最後錢鍾書在序言裡說出了選宋詩取捨標準大致如下：押韻的文件不選；學問的展覽和典故成語的把戲也不選；大模大樣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選；把前人的詞意改頭換面而絕無增進的舊貨充新也不選；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勻稱的不選；當時傳誦而現在看不出好處的也不選。
錢鍾書在序言裡有二處引用了毛澤東的話，但夏志清認為假如編者在序言中不把毛澤東奉為文學權威，這本書會比較好得多。盛哉斯言！毛澤東對於打游擊戰及如何用權謀算計人家則是高手，但對於文學，在當時皓首窮經、宏彥碩儒比毛澤東高明的太多太多了。但當時大陸上寫書都要無緣無故莫名其妙地搬出馬克思如何說的或毛澤東如何說的，已成為一時風尚，錢鍾書亦不例外，據說這樣做可以避邪。但是《宋詩選注》出版後還是遭到批判，因為他沒有用經濟史觀來解釋的緣故。在大陸上只要黨部高幹一喊打，大家就會應聲而起。批判《宋詩選注》的文章紛紛出籠，計有黃肅秋〈清除古典文學選本中的資產階級觀點─評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注》〉（《光明日報》1958年12月14日）。黃肅秋的文章批評錢鍾書沒有選錄文天祥的〈正氣歌〉。劉敏如在〈評《宋詩選注》〉一文批評說：「本書在注釋方面，應詳不詳，應略不略，有的地方應注不注，有的地方流於繁瑣，也是沒有為讀者著想。」（《讀書》一九五八年第二十期）還有胡念貽的〈評《宋詩選注》序〉（《光明日報》1958年12月14日）及周汝昌的〈讀《宋詩選注》序〉（《光明日報》1958年12月28日）等文章，大家都一窩蜂地批評錢鍾書。
但日本人對《宋詩選注》評價甚高。日本漢學泰斗吉川幸次郎是一宋詩專家，對此書甚重視。另一漢學家小川環樹對此書交口讚譽，並說在所有的選本中這是最好的一本選注，由於此書的出版，宋代文學史要改寫。因為《宋詩選注》在海外受到很高的評價，在國內一些批評家也就偃旗息鼓靜下來了。
大陸上衡量事物，沒有一定標準，也沒有是非觀念，不識好歹，更沒有言論自由，因此《宋詩選注》的下場不問可知。它的命運就像《圍城》、《談藝錄》及錢的其他著作一樣，在大陸上銷聲匿跡了。等到《宋詩選注》再版，已是20年以後的事了，那是1979年9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此時這本書像其編者一樣，已歷盡滄桑了。
最後談一談《宋詩選注》的書名，關於書名有一個小故事，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世德晚年回憶說，1950年代文學研究所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合作編選了一套「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這部叢書裡有《宋詩選注》是錢鍾書編的。余冠英（時任古典文學組組長，後任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認為叢書裡別的書都稱作「某某選」，例如《詩經選》、《史記選》、《唐詩選》與《話本選》等等，他想是不是請《宋詩選注》的編者錢鍾書先生改一改書名，將那個「注」字刪掉。余冠英乃遣青年助理劉世德去向錢鍾書傳達這個意見。錢鍾書不肯，他說：「我這部書不能去掉『注』字。要知道，我最得意的是『注』，而不是『選』。」劉世德說：「後來，這部書就一直保持著《宋詩選注》的書名」。善哉！
＊作者湯晏，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著有《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蔣廷黻與蔣介石》、《青年胡適，1891-1917》（春山出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被壓抑的天才：錢鍾書與現代中國》（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