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些年和最近揭露出來的一些涉及領導幹部的大案要案看，其犯罪情節之惡劣、涉案金額之巨大，都是觸目驚心的，搞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簡直到了利令智昏、膽大包天的地步！」—習近平，2013年4月19日
中國領導人像習近平這樣對幹部道德淪喪大發雷霆，現在已經司空見慣了。然而，黨國幹部會如此貪婪和無法無天一點也不令人驚訝，因為他們太容易以權換錢。既然和政府官員拉關係有這麼大的好處，黑社會當然也會來摻參一腳。在權貴主義盛行的社會，犯罪組織受到政治保護是很普遍的。也就是說，犯罪組織勾結政府官員（尤其是執法人員）正是權貴主義的特徵之一。
在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和所有制的改變給了地下犯罪組織大好良機。隨著經濟發展，不但黑社會的傳統行業傳統行當如賭博、賣淫和販毒生意興隆，他們也把觸角伸向高利潤且能快速致富的產業，例如房地產、採礦、工程和運輸。但不管幹哪一行，地方官員尤其是執法人員的包庇是不可或缺的。而中國的黑幫老大們要從執法人員找到同夥並不難，因為這些人也都想發財致富、貪污腐敗。本章要分析被媒體高度報導的黑社會受官員包庇的案例，檢視犯罪組織和執法人員的勾結情況。我們要試著了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最黑暗的角落，想知道黨國體制中關鍵的執法機關到底衰敗到什麼程度。我們要進一步證明，權貴資本主義已經把政府機關弄得積重難返，中國政府雖然在外表上強而有力，實則已衰弱不堪。
執法機關的腐敗與黑道滲透
中國執法機關的腐敗已是公開的事實。腐敗的程度只要看有多少警務高層因為貪腐和其他犯行（包括殺人和包庇犯罪組織）被逮捕和判刑就一目了然。根據一份不完全整的資料，光是到2011年11月份就有197個高層執法人員被捕、起訴和判刑 。其中包括1名公安部副部長、1名公安部部長助理、1名公安部的局長、7名省公安廳廳長、9名省公安廳副廳長、99名市和縣公安局局長、76名市和縣公安局副局長。主要城市和省會的公安首長也有多人落馬，例如天津、瀋陽、青島、太原、南昌、福州等等。從判刑長短可以看出他們犯罪的嚴重程度。在已經宣告其刑的案例中，有14人被判死刑，9人被判死緩，10人被判無期徒刑，5人自殺。而在這197名落馬的警界高層中，有39人（占占百分之20）明確涉及黑社會。
執法人員和黑社會勾結不難理解。黑幫老大雖然好用暴力犯罪，但正如生意人想勾結政府官員，黑社會一樣想勾結警察。好處之一是能降低不確定性。生意人若能成功買通政府官員，就確定能拿到政府合同。黑幫老大若能買通警方，就不用擔心賭博和賣淫等勾當會被查抄。另一個好處是減少競爭對手。生意人（尤其是想低價買到國有資產的生意人）買通政府官員就可以在標售過程中先排除對手。同樣的，只要黑幫老大能買通地方治安首長，就可以靠他把其他黑社會趕出自己的地盤。
黑幫老大和政治人物搞好關係還有第3個好處，就是能得到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例如當上地方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這種地位不但能藉合法掩飾非法，還能建立政治人脈擴展犯罪活動。在樣本的50個案例中，有13個黑幫老大（約4分之1）是地方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其中4人是人大代表（茂名的李振剛、湘潭的歐建、橫峰的蘭林炎、衡陽的謝文生），5人是政協委員（齊齊哈爾的張執新、福州的陳凱、撫州的熊新興、武宣的廖福東、東安的蔣齊心），2人是政協常委（邵陽的姚志宏、溫嶺的張畏），1人同時兼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瀋陽的劉湧）。這些人不論在生意規模和個人財富上都比其他黑幫高出一截。他們經營房地產、採礦、放高利貸和賣淫，有錢賄賂地方政府官員幫他們當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而這兩種職位又為他們龐大的黑道生意提供額外的政治保險。
黑社會從執法人員的包庇中能得到的最大好處，就是用超低價格拿到土地和探礦權以謀取暴利。但和一般只會行賄的生意人不同，黑社會不只會行賄，還會用恐嚇和暴力。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導，黑社會在買通官員後，會用暴力和謀殺等方式把競爭對手趕走拿到土地和探礦權。他們拿到這些資產以後還會繼續行賄執法人員，等於是雇用了他們。
然而黑幫老大和生意人有一點很不同。生意人必須買通許多政府單位的官員，因為各單位在審批國有資產和執行法令上有許多重疊交錯的權力。而黑幫老大通常只需要買通一個單位（公安部門）就夠了。除非其犯罪版圖已經擴張到金融、運輸和房地產，否則並不需要買通很多單位。在樣本案例中，只有少數黑幫老大能建立複雜的犯罪帝國，大多數人的犯罪利潤都不大，因為傳統的非法行業當如賭博、賣淫等缺乏規模經濟，遠比不上生意人和政府官員搞的房地產、採礦和建築工程。這個經濟現實迫使黑幫老大只求有效賄賂一些人就好了，行賄金額也比生意人小得多。
但光是小額賄賂就足以讓警察充當黑社會保護傘，因為只有黑社會才需要他們包庇，所以他們手上的權力沒有別的市場需求。生意人不必賄賂警察，因為他們的生意在正常情況下並不需要警察協助，所以警察只能接受單一買家出的價格。但除了這點不同之外，黑社會與警方的勾結和生意人與政府官員的勾結有很多相似之處，兩者也都深植在中國社會中。
黑白兩道勾結之所以越來越普遍，顯然是因為黑社會組織自1990代以來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1980年代，組織犯罪還不算是一個社會現象。如果在集合所有中文報刊的「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net）搜尋「黑社會」一詞，它第一次出現是在1990年，此後數量急劇增加（2010年有1000個條目）。學界對這種發展有許多研究，主要是關注中國黑社會和國際人口販賣及販毒的關係。國外學界對中國黑社會的發展和影響則少有研究，更少有學者關注黑白兩道勾結這種1989年後才出現的現象。
黑白兩道勾結的現象不但在地理上分佈廣泛，而且政府打黑一點效果也沒有。樣本顯示中國大多數省份都有這種現象。樣本中的50個案例遍及18個省份。湖南9件最多；遼寧有5件；吉林和廣西有4件；福建、江西、陝西、山西各3件；河南和浙江各2件；貴州、黑龍江、湖北、江蘇、山東、四川和雲南各1件。由於樣本數不足，無法看出哪一省黑白兩道勾結最嚴重，但中國半數以上省份都有這種現象，顯然相當普遍。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各省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如何，都會出現黑白兩道勾結。不管是較發達的沿海省份如廣東、浙江和福建，還是貧窮但天然資源較多的農業省份如陝西、山西、湖南、河南、廣西、雲南和貴州。也不管是國有企業占多數的遼寧、黑龍江和吉林，還是私人企業和外國企業較發達的廣東、江蘇、浙江和福建。
然而，由於黑社會總是會鑽往有利可圖之處，可以看出他們有兩種生存模式。在貧窮但天然資源較多的省份，黑社會比較會去搞礦業。陝西潼關的黑幫老大馮永強就是開金礦的，湖南新化的黑幫老大劉俊勇也開金礦，江西鉛山的祝氏家族也是。錦州黑幫老大董保軍經營鉬礦，遼寧淩源的張秀武強佔了地方的鐵礦。江西橫峰的蘭林炎、湖南禾陽的謝文生和山西高平的宋魁祥都經營煤礦。
相較之下，富裕都會區的黑社會比較喜歡開房產公司、運輸公司、倉儲物流公司或者綜合企業集團，暴力恐嚇讓他們在這些產業中很有競爭力。瀋陽黑幫老大郝萬春（犯罪期間2000-2006）及其好友瀋陽市公安局副局長張建明合開房地產公司。黑龍江齊齊哈爾的張執新兄弟（犯罪期間1993-2003）既經營色情業，也開了許多計程車行。被青島市公安局副局長包庇的聶磊（犯罪期間2000-2010）也多角化經營房產公司、非法賭場和妓院。廣島茂名的黑幫老大李振剛（犯罪期間2001-2010）經營地下賭場和高利貸。另一名瀋陽黑幫老大宋鵬飛（犯罪期間1995-2006）經營倉儲物流業，在浙江、瀋陽、長春、哈爾濱的託運業界舉足輕重。福州黑幫老大陳凱的經營手法最複雜（犯罪期間1991-2003）。他的福建凱旋集團不但有妓院和賭場，還洗錢和販毒。除此之外，他還是擁有好幾家酒店的地產商，以酒店為賭博和賣淫的大本營。長春黑幫老大郝偉成縱橫長春20年（犯罪時間1990-2010），從事暴力討債、房地產、建築工程和暴力拆遷。他在2010年被判刑20年，法院沒收其個人資產達4000萬元人民幣。浙江義烏黑幫老大賈建軍（犯罪期間1993-2001）壟斷了地方託運業，其公司資產近一億。湖南湘潭的歐建（犯罪期間1989-2000）經營賭場、放高利貸和倉儲物流業，媒體報導其非法獲利上億。
＊作者裴敏欣為美籍華人，政治學家，專長是中國政治經濟、中美關係及開發中國家的民主化，目前擔任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