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的打擊對象無所不包，我這個外國人採訪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大學生、與主張雙普選的民主派議員見面，是否會被中共定義為危害國家安全，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呢？
中共制定《港區國安法》以來，我跟在香港的日本投資家密切討論香港的未來時，大家最感興趣的是「二〇四七年問題」。
自從習近平政權成立以來，尤其是二〇一四年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提出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制權」前後，關注中國和香港動態的日本人開始認真觀察和評估：「二〇四七年會不會提前到來？」
「言論不自由，不可能持續發展」
換句話說，香港做為不同於中國大陸的資本主義體制能否持續到四七年？中共會否遵守香港《基本法》承諾的「五十年不變」政策？《港區國安法》的推出迫使日本人進一步思考這些影響亞洲秩序和未來的問題。
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憲政體制下，香港跟中國大陸相較最大的優勢就是其信用程度。為什麼海外投資家願意把亞洲重要基地設在香港，透過香港跟中國大陸做生意？因為香港擁有不同於大陸的制度和價值觀，才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其他像是自由港、零關稅、國際化環境等，均是在這個制度和價值觀的前提下才有實際意義。如一名日本知名證券公司的社長跟我說：「一個言論不自由的社會，不可能實現持續發展。」
中共在審議和推出《港區國安法》的過程中，不斷強調該法打擊的對象是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少數人，有了國安法，可以確保廣泛香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這一主張和邏輯是值得商榷的。
《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特區政府對於市民的一些行為警告「可能違反國安法」，包括民主派於七月十一日至十二日舉行立法會選舉的初選、市民舉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合唱〈願榮光歸香港〉等。在我看來，大多數民主派人士和市民是希望在「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下，保護香港原有的自由，爭取未有的民主，而不是實現香港獨立。
然而，從《港區國安法》打擊對象的角度來看，關鍵不在於這些人士和市民的真實想法和實際行動，而是中共如何理解和定義它（香港特區政府在這個議題上無任何話語權和決定權）；換句話說，中共的理解方式和定義標準才是決定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未來，也就是四七年大限的關鍵因素。
我最近觀察香港形勢的最大擔憂，即中共越來越從統治大陸的角度和標準來看待和治理香港社會，特區政府也完全接受和迎合它。
外媒在港生存也將被迫「姓黨」？
去年七月，我從香港乘坐高鐵前往深圳。我手裡帶著一本書，在香港西九龍站接受大陸方安檢時，海關人士說要沒收我那本書，理由就是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我當時帶的是在大陸正規出版的書籍，而不是在香港購買、涉及中共領導人的敏感書。許多在陸港、陸台之間來回的人士在通關時，多少會遇到被沒收書籍的情況，中共官員給的理由就是涉嫌危害國家安全。
其實中共以國家安全名義打壓言論自由的案例不勝枚舉。最近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在北京以「嫖娼」為由被警方帶走，之前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在香港「被失蹤」，他們公開主張顛覆中共政權或實現香港獨立了嗎？
假如中共在香港也採用自己原有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理解和定義，《港區國安法》的打擊對象就無所不包了。比如我這個外國人採訪在街上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大學生、與主張雙普選的民主派議員見面交流，是否也會被中共理解和定義為危害國家安全、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呢？
香港中聯辦和新建立的國家安全公署的每一個黨員們，在香港判斷和處理國家安全事宜時，會否尊重「兩制」差異？還是依據在大陸採取的國家安全與言論自由的標準呢？假如是大陸標準，無論是學校、媒體、研究機構、公民社會、甚至外國人，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就是服從「黨領導一切，永遠跟黨走」，否則就會被認定為不忠誠，侵犯了政治底線；學者不能做黨不允許做的研究，媒體不能發黨不允許發的文章，公民不能帶黨不允許帶的圖書。
以國安之名「違憲」濫權
可別忘記了，在中國大陸，言論、出版、結社、信仰等自由也是被《憲法》保障的，但中共竟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實際上「違憲」打擊了這些公民自由。
我對香港未來抱持悲觀，因為中共在習近平新時代下不斷加強道路自信，不認為大陸法治、民主、自由、人權等情況不同於香港。如同港府國安委顧問駱惠寧於七月八日在駐港國安公署揭牌儀式上說：「中國內地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環境，中國『司法程序質量』指標已連續兩年在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中排名第一，許多在華外國人都認為中國是最能給人安全感的國家。」
＊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741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