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把作品帶回故鄉 中小型演岀仍難跨出台北
導演楊景翔指出，這幾年來因為各地藝術節或藝穗節的興起， 確實感覺到年輕觀眾對劇場開始有所期待，但他也指出，這種現象或許僅限於台北，小型演岀在其他縣市並不容易，反而在台北會有固定的觀眾，出身南部的他也感嘆，「雖然我們在台北成立劇團，但想要把戲帶回家鄉，還是有重重阻礙。」
尚安璿則談到，其實在國家歌劇院、衛武營成立前，中小型團隊要去中南部非常困難，除了賣票有難度外，人員吃住交通等成本也會增加，這幾年各地藝術節興起，大家才開始能下去，不過其實觀眾消費習慣還沒建立起來，因為政府舉辦的藝術節，有時一定數量的票券還是會用贈送的。
尚安璿並說明，高雄儘管過去藉由春天藝術節，已經經營了一批藝文觀眾，但因為場館空間較少，中小型團隊仍舊較少，而台中在歌劇院開幕前，只有倉庫藝文中心，剩下就是中興堂等中大型場地，能去演岀的大概只有中大型團隊。
「談得到的場地都可以演岀」 替代性空間五花八門 劇團嘆：原因在典型劇場不夠
典型劇場空間受限，藝術家自然也要尋找出路，所謂的替代性空間或非典型劇場，如咖啡廳、酒吧、餐廳、美術館，甚至倉庫、街頭等場地，過去在台灣都有創作者進行挑戰，來到近年，民眾對於在這些地方看到表演，也漸漸習慣成自然，並催生出中小型團隊的生存空間。
空間的蓬勃一方面可解釋為多元，但另一方面，河床劇團團長葉素伶則無奈指出，正是因為典型劇場不多，表演者只好找出路，才促生了非典型劇場，台灣199人規模以下的演岀場地非常有限，所以大家極力開發可能性。
如河床就曾以飯店為舞台創作《開房間》系列，這系列也在台南的小巷子裡演岀過，此外他們亦曾協助沙丁龐客劇團，在平溪小火車上演岀。另外葉素伶指出，像近年來白色恐怖議題變成顯學，也開始出現人權園區、看守所等場地，「現在幾乎只要能談得到的場地，大家都有興趣做，克服困難是劇場人的宿命。」
三館到齊後下一步往哪？劉怡汝指關鍵在「與社會互動」
此外，北中南3場館皆已到位，表演藝術界下一步要面對的課題，或許是台灣已難再嚐到大型場館的開幕紅利。對此，兩廳院藝術總監劉怡汝則認為，任何一個產業都會有最初的衝刺期，還有接下來走平的高原期，表演藝術也會遇到這樣的事，單就兩廳院來說，目前確實已到高原期，值此時分，反而更能思索下一步。
就此來說，劉怡汝摸索出的答案是與社會互動，「以前演戲是給達官貴人的休閒娛樂，但現在都不是這樣了」，她認為台灣的特色是觀眾年輕化，因此要思考跟年輕人追求什麼？如韓國能以戲劇《信號》引起社會甚至政府體制反思，兩廳院也可以開始想像，年輕人的作品如何跟社會互動，在引進、製作作品時，要更反映社會脈動。
劉怡汝認為，當現在年輕人，都看藝術改變社會的力量時，眼界就會改變，做為場館方要思索的是，如何跟觀眾一起朝這個方向前進？希望讓觀眾來看戲，不是只坐著一個晚上，還要讓他們回家後可以討論、思索是否也能做點什麼，而當劇場提出往前走的想像、觀眾也進入這個狀態，整個環境開始跟會有互動時，才可能促成下一步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