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原本是為絕大多數人利益而運作的制度，可是最近二十年臺灣社會，特別是政府與政黨，竟傾舉國資源與努力，拚命祇討好逐年遞減的非決定性少數，直讓諸多跨國觀察專家，大感好奇又難以置信。
討好青年新世代的莫名「政治正確」
寵幸年輕人，討好青年新世代，成了臺灣政經社會的一股龐沛激流，淹沒了一切領域與事務，真正社會主流的中壯及高齡世代反倒成為社會「邊際」或「剩餘」，無聲無息、無人理會，更無人在意。
但仔細深究，這種怪現象無非都是「為了買選票」所造成，在這個事事選舉、時時選舉的絕對民主政治時代，人人爭逐選票、搶構選票的結果，就會成就今日臺灣這般模樣的社會醜態。
越低年齡層人口越發明顯遞減的新臺灣
可是，這種極端非理性情況又非常畸形地發生在臺灣社會，難免令人費解難懂，倘若從臺灣人口結構演進狀況，戰後嬰兒潮逐漸老去，新生世代逐年逐世代遞減，其實臺灣社會人口結構，已經因為高齡化與少子化之並存演進，而變成一個典型倒三角社會，也就是越高年齡層的人口絕對數越多，而越低年齡層的人口絕對數越發逐年逐世代地明顯遞減。
在1950年代，臺灣社會的初生率高，當然死亡率也高，每年新生人口數約在45萬人/年，但是到了2015年，新生人口（含外配所生人數）祇有16萬人/年，也就是現在新生人口，祇能夠得上1950年代的35%上下水準。
就理論的理性分析，會決定臺灣社會事事時時選舉最終結果的應該是中壯世代及高齡世代選民，而絕非是今天，無論在朝在野各路政治人物，所費盡心力競逐，「搶著爭買選票」的青年世代選民。
究竟問題出在哪裡？的確是今天極其引人好奇與難以理解的課題。
被錯看漠視的中高年齡人口族群
事實上，根據臺灣合格選民的人口結構動力分布年齡別演進狀況，每一個十年階段的「青年新世代」，占總人口量體的結構份額比重，乃至一個世代比一世代，其絕對總人數與占比都已是越來越小、越來越不具有「決定性份量」的選民族群，根本不應該得到像今天一樣超額過度的「寵幸」或「被討好」；在臺灣社會今天真正最應該全面得到公共政策照應與政黨政治關懷的，反而應該是越來越增高份額占比的中高年齡人口族群。
依據臺灣警政普查統計所顯示的，在臺灣經濟社會「正要開展起飛階段」極其關鍵的1953年數據，在這出生率仍然還算得是略具顯著性時代，臺灣總人口數為1,865萬人，而真正可以稱作是當年「青年新世代」的20～29歲人口數，祇不過381萬人，占比20.4%，約僅全人口的五分之一略強，至於30歲以上中高齡人口數，則為710萬人，占38.1%。
（相關報導：
年輕人對股市沒熱情！鄭貞茂：台股危機與警訊
｜
更多文章
）
青年新世代結構動力份額祇剩七分之一不到
但是到了今天，臺灣出生率迭迭下降，而當少子化與高齡化又更趨激化情況下，總人口數即使在成長率遞緩前提下，還是達到了2,343萬人，相較於經濟起飛階段以來35年間，還是淨增加了20.4%。然則，可稱作是當前「青年新世代」的20～29歲年輕族群，則在35年間淨銳減70萬人之多，占比也從1983年的20.4%挫減為13.7%，足足少掉了7個百分點，也就是說，青年新世代的人口結構動力份額，由既往的五分之一強，今天祇剩七分之一不到的結構地位。
依現代自由民主政治社會體系原則，事實顯示「青年新世代」在臺灣社會的代表性減弱了，決策發言權衰退了，其參政比重份量，當然也應該隨之大為降低，然則，對應於今天整個臺灣社會對年輕人的尊崇與凜懼狀況，映現出來根本是一種令人極度錯愕的反差現象。
會吵會爭會鬥的最容易擴大發聲音貝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檢視，在今天完全不被正視，而且不被敬重已到達邊陲無聲地步的中壯及高齡人口族群，實質已在絕對人數多寡及結構占比上，積極呈現出更大躍進的加重提高發展。30歲～100+以上中高齡人口絕對數，已由臺灣經濟甫起飛的1983年之710萬人，到今天已躍升超過1,543萬人，在35年間絕對數淨增加了833萬人，結構占比更從1983年的38.1%幾乎呈現倍增躍進為65.9%，也足足淨增加28個百分點之多。可是，在政治現實上，中壯及高齡人口族群，卻反而較諸既往更形沉默寡言，甚至無影無形。
青年新世代會吵會爭的鬥魚性格之所以會被虛擬地擴大音貝，乃至浮腫虛胖，且聲勢氣勢已達到足以「罩死」整個政府與社會，使其屈從聽命，任其蹂躪放肆的地步，究其原因，或可以從兩個主要背景因素的促成，來為詮釋：
第一是，「青年新世代」所具備，沒有傳統包袱的「瞎起鬨純真力量」，通常最容易被一時亢奮所爆發。當今可稱呼為「青年新世代」的，主要已都屬於80後世代，經驗挑戰壓力全無，學問思想尚屬於「學植未固」，甚至是「學植虛無」狀況下，跟其他先進社會實證經驗一般樣，幾乎絕大多數都是最容易受到左派共產主義者所主張「平等正義」及「窮弱者大翻身」主義的魅惑影響。
這一現象的現實意涵，無非輝映了「青澀年華不擁抱共產主義夢想者非少年」的說法，用以詆譭甚至抵抗戰後嬰兒潮高齡世代因機會與勤勞賣命所累積的各種財富地位，直接站在窮弱的代言人甚或是代表人的立場，發動起攻擊之，鬥爭之，進行起「神聖的無產階級革命」之行動劇來。
也因此正與海峽對岸，形成一種交替互換的，「此岸由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化」，而「彼岸則棄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化」，絕然令人倍感諷刺的完全對立拚比的發展。
少數的新世代全面掌握網路時代工具優勢
在這個軟體吞噬世界的新知識經濟時代，臺灣青年新世代的「學植未固」及「學植虛無」的確毫無阻礙於其對「技術工具」的學習與創新。
今天臺灣青年新世代在網路世界的解題速度與精準度方面，排名全球第七位，亞洲第三位，在數據結構、資料庫建置利用，以及函數程式語言與演算法能力，排名前五名，人才素質名列全球前十名，尤其是工具類程式設計與運用能力超強，最能有效動員利用智慧化知識經濟社會的資源與機會；單是憑藉這一點，就足足可以徹底打趴打敗中高齡先行世代。
於是，祇要動員得了不需要帶有太大學問的「平等」「正義」「窮弱翻身」之類的簡單口白訴求，就足可以快速透過網路結集成夥，做出極大聲勢與抗爭架勢，最能夠震攝於人。
共產主義崇拜的「新興有閑階級」
80後青年新世代，都是第一世代接受「台獨新課綱」基礎教育的第一批所謂的「新人類」，而且也都是成長於臺灣經濟起飛點之後，當社會已然事實邁進了嶄現大量「新興有產階級」及「新興有閑階級」的全新經濟社會階段，對青年新世代的重大衝擊，更加不言而喻。
這一新興階段的大小環境情勢狀況，極像是十七世紀產業革命發生直到19世紀中葉的歐洲經社景況，對共產主義的虛幻醉夢，特別強烈。
流動的勞動力最強烈「相對剝奪感」
在產業革命以前的農業經濟社會，固然也存在佃農與大地主之間的貧富懸殊差距，但勞動力都固定約制在一個固定不動的土地之上，收益是一種均得共享狀況，所以沒有相對「被掠奪/被剝削」的感性對立意識的產生。
可是，產業革命之後的經濟社會，勞動力是流動的，在城鄉之間流動、在城城之間流動，勞動收益所得是來自於不居的「市場」，而非是定制所屬的「工廠」，所以，社會上乃自然出現種種「好處機會獨得」或「好處機會難得」的普遍現象，好處/機會獨得者，成為有錢有閑階級。好處/機會無得者，成為身處社會邊際的窮弱階級，所以有得者與無得者之間，所呈現出來的強烈「相對掠奪/相對剝削」，乃自然成為社會最容易感性發酵的不安定因子。也因此，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宣言，在1848年一經公開發布，能夠立即得到極大迴響共鳴與擴散反應，可以說就是這一背景下的「自然產物」。
熱血平等主義的反社會反體制暴衝
最近二十年，也就是臺灣「青年新世代」成長的期間，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處時代背景頗為相似，祇是時間上是從200年被縮短為50年而已，也不過70年前，臺灣社會也同樣是處於舊農業社會，佃農與大地主和平相處；臺灣的土地改革與現代化、工業化到國際化的發生，恰恰恍似十七世紀中後半葉的歐洲產業革命，在1970～80年代「臺灣錢淹腳目」的階段，創出大批新興有錢有產又有閑階級，這種濃縮的資本主義化，也促成了臺灣社會窮弱與暴發戶之間的貧富落差格局。
所以，成長於這樣一個格局之中的當今「青年新世代」，當然最容易被極左派「平等主義」訴求洗腦，也最容易通盤納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魅惑；當今「青年新世代」極端反資本主義社會之左派共產主義的激化傾向，並且在青年人特有的「熱血正義感」驅策下，無法真切分辨「平等」(equality)與「公平」(equity)，就遽然強烈反社會反體制、強烈仇富反商，乃成為「非常自然的社會產物」。
這種激越的爆發力，當然很容易震撼整個社會、震懾政府公共部門的當權者。
中壯及高齡人口族群被淡化看輕的原因
至於為什麼，目前高占選民人口65.9%，最有改變選舉格局態勢實力的中壯及高齡人口族群，反而成為今天臺灣自由民主政治社會中，毫無聲息、毫無作用，既不受寵顧，也不得尊敬榮崇的「絕對大多數」？最主要是，以下幾個原因使然。
中壯及高齡人口族群，尤其是出生於戰後嬰兒潮的先行代，其實才真正是臺灣奇蹟的創造者，憑其勤勉節儉耐勞、創造創新，加速了臺灣從農村社會脫貧出困，同時有效運用資本主義發展戰略，創造了臺灣的新資產階級及暴發戶高所得族群，當這一世代的「新富有恆產者」在今天面對「青年新世代」窮弱無殼的吶喊時，頓時有了強烈的「富裕原罪感」，使其陷入不敢發聲、不敢出面露臉、不敢公開爭議辯解的無言窘困。
65.9%不行動/不過問的挫折反動
中壯及高齡人口族群普遍深信，今天臺灣的自由民主選舉方式，根本無法產出治國理政的真正賢者能者與公正者當家，而產生強烈的挫折反動；當籠罩臺灣整個政治社會的操弄者及參與者，都是一批批充斥虛假、作偽、詐騙、弄權撈錢，偏邪無義之人時，越發會讓中壯及高齡人口族群，既嫌政治骯髒、又多倍感孤立難回天之歎，就會傾向於越發堅持「不屑參與政治」、「不過問新時代政治事務」、「讓年輕人去搞算了」，以致自動棄權，即使心中多少怨懟、多大不平、有多少譏評氣憤難耐，也因為有恆產有教養有知識學問而選擇「不行動」，也就是說，不發聲講評時事、不投票、不參政，「反正不差我一票」，當65.9%中壯及高齡人口族群，每一個人都自認為「不差我一人/票」時，加上多數屬於「電子文盲」，亦多不諳網路新世紀的工具工程能力，也無法糾結同怨同志或同好同志，於是全面性「散沙化了」「隱形人化了」，以致最近二十多年的各種大小民主政治選舉，總有這些65.9%的「不行動/不過問」，等同於將整個國家的治國理政權力與機遇，都免費奉送給了祇占13.7%的青年新世代，來為完全決定與操弄。
其結果當然就越發使得政府當政者、政黨主事者、想「用買取選票來當選當家」的偏斜政客們，在其眼中，祇見13.7%，而幾乎完全不計不顧不念不爭取，那些「有怨不行動」的65.9%實力族群了。
根本戰略錯誤地討好青年人新世代
近十年來，無論在朝在野的政治人物與政黨都「被洗腦到」深信不疑：祇要寵幸青年人，討好青年人新世代，就可以順利贏取選民信賴，保證可以大得選票坐天掌政。
但現實上，「青年新一代」的人口結構份額比重，祇佔八分之一強，在民主政治社會的代表性與決定性，其實都是偏低的，其影響性及改變大環境條件的能力都極其有限，誠不足為訓。也因此，為了表現對青年新世代的寵幸與討好，就祇好拚命醜化中壯及高齡世代，採用等同於「誅殺臺灣經濟奇蹟功臣」的手段，仇富反商、抑能貶智，而努力為國家社會「豢養更多好逸惡勞，祇圖小確幸的懶人」，讓國家造餅機制能力全面潰決，富者能者知識技術者，紛紛移民遠颺，直讓臺灣成為新典型「老弱均貧國家」，惡果難逃。
事實上，倘若檯面上的政治人物能夠清心腦醒理性地轉向積極追求掌政到高占65.9%份額比重的中壯及高齡人口族群，以能掌握到「絕大多數的支持」，取得「更堅實強大的代表性」、照應到「更大多數人群的利害關係所在」的機會，也更有可以掌權施政的「龐沛氣勢」呢！
因為這些高占65.9%絕大多數的中高人口族群，都是網路社會的「電子白癡」「技能性絕對弱勢者」居多，必須建置一個有別於網路時代「青年新世紀」的聯結平台機制，用以聯結、發動這群「既沉默又不願意公開活動」的人口族群，也能夠勇敢公義、正當性凜然地站起來，走出來，用堂堂正正的，優秀國家責任心及文化歷史使命感，一起讓這個國家社會更積極向上，前瞻邁前，挺身破繭，走出鎖國自閉，再造臺灣的世界地位角色與全球競爭力，使「第二度臺灣奇蹟」，可以真正揚眉吐氣再肇新格局。
在朝在野都應該力促65.9%的再復活再參與
事實上，面對前瞻的未來，不論是當政的民進黨，或者仍然企盼有一天再輪政重拾政權的國民黨，倘若想重振整個國家社會的再穩健發展成長，像目前情境般，過度討好或獨厚寵幸祇占13.7%的「青年新世代」，應該是正當性治國理政的極其嚴重戰略抉擇錯誤。
為今之計，反倒是應當加緊努力去促進誘發已然「失望沉寂不行動」的65.9%中高齡人口族群，使其能夠還魂再復活再參與，以至再積極恢復穩健鎮國行動力，讓臺灣民主政治的任何選舉結果，都可以真正反映整體社會完構的「絕大多數」代表性與正確性，也讓這個國家社會不再祇有貪念小格局、小確幸的偏安處遇，而能夠真正重新站上全世界的自由開放競爭大舞台，發揮1980年代的國家吸引力與全球競爭力。
（相關報導：
年輕人對股市沒熱情！鄭貞茂：台股危機與警訊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