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襲擊不分貴賤，但疫情對不同階級造成的衝擊卻是天壤之別。當白領階級適應遠端工作的新常態，對於世界上無數勉強餬口的「窮忙族」而言，疫病大流行卻意味著失去生意、丟掉工作，使原本就不好過的生計更加困頓，面臨繳不出帳單、甚至不知下一餐在哪裡的窘境。
根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全球33億勞動人口中，超過8成遭遇工作場所關閉的打擊，而其中16億從事體制外「灰色經濟」（Informal economy）的勞動力，更蒙受「生計被摧毀的立即性風險。」
從住在約旦貧民窟的卡車司機、靠洗衣撫養5個孩子的肯亞單親媽媽，在地球各個角落，《美聯社》將鏡頭聚焦於全球6個受疫情影響的家庭，儘管天各一方，無形的病毒卻同樣撼動了他們辛苦維繫的生活，而待在家中安度疫情，對許多人來說僅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選項。
肯亞 奈洛比（Nairobi）
33歲的安德卡（Judith Andeka）在2年前喪夫，靠著在肯亞最大的基貝拉（Kibera）貧民窟幫人洗衣為生，每日賺取2.5至4美元（約合新台幣75至120元）的微薄收入養育5名子女。早在疫情爆發前，安德卡就已飽嘗生活的苦澀滋味，但她肩頭上的負擔從未如此刻一般沉重—鄰居們受封鎖令影響無法出外工作，也沒有多餘的錢請她幫忙洗衣，或因對擔憂疫情不願將衣物假手他人。
安德卡頓失收入，不得不將孩子暫時交由經濟狀況稍好的親戚撫養，她告訴《美聯社》：「我別無選擇......該怎麼告訴一個兩歲的孩子，妳沒有食物可以給他吃？」如今她每天早起出門，冒著簡陋屋中僅剩財物遭竊的風險，到發放糧食援助的地點碰碰運氣，但貧民窟內還有數十萬名與她同樣絕望的居民，援助物資只是杯水車薪，警方甚至會施放催淚瓦斯驅散人群。
The situation for many Canadians in terms of both health and economically are dire. But the poorest in the world cannot be forgotten https://t.co/zyhXB9nsdi via @torontostar
— Rob Oliphant (@Rob_Oliphant) May 11, 2020
安德卡說，僅僅在一個月前，她都以為生活無法變得更艱難了，「只要疫情結束，就算繼續在飢餓中生活都比現在更好......飢餓是正常的。」
印尼 雅加達（Jakarta）
「我是負責養家活口的人，我的孩子都還小，」當桑托沙（Budi Santosa）掌廚的中餐廳要他捲舖蓋走人，32歲的他心中首先浮現的念頭是—不知該如何把這個消息告訴老婆。在印尼，已有將近200萬人因疫情失業，但桑托沙不僅丟了正職工作，政府下達的「禁足令」還斬斷了他的另一個收入來源—開計程車賺外快。
不過，桑托沙沒有多餘時間沉溺於自身的境遇，為了支付房租、機車車貸，還要餵飽兩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他靠著外送餐點賺取每日大約4美元（約合新台幣120）元的收入，這樣的收入比起疫情前足足減少4分之3，只夠買全家人當天的食物。桑托沙向朋友借錢付清了4月份的房租，他不確定自己下個月該怎麼辦：「政府要我們待在家裡，但如果我照做，我的妻兒就會沒有飯吃。」
埃及 開羅（Cairo）
在疫情爆發前，兼賣水煙的露天咖啡座「ahwa」原本是開羅街頭的獨特風景，卻成為埃及政府下令停業的首波受災戶，也讓40歲的哈桑（Hany Hassan）失去了收入不高、但足以讓他養育4名子女的工作。
由於無法在物價高昂的首都找到工作，哈桑搬回開羅南方190公里的家鄉邁萊維（Mallawi），但長年的背痛卻也使他無法從事當地大宗的體力勞動，每天一早出門謀生，每晚都空手而歸，只能借錢度日。
埃及政府現已為弱勢族群設立了應急基金，每月提供約32美元（約合新台幣957元）的補助，目前已有200萬人提出申請，哈桑也是其中之一。哈桑說，他對政府的及時雨滿懷感激，但他真正需要的還是一份工作，更擔心國家恐會面臨飢荒：「不只是我，如今很多人都沒有東西可以餵飽他們的孩子」
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早在出現疫情前，阿根廷就已深陷經濟衰退泥淖，根據2019年底的數據，該國4400萬人口超過3分之1處於貧窮狀態，當前來襲的新冠肺炎疫情無疑是雪上加霜—近幾周以來，申請糧食援助的人數又比原本增加了400萬人。
受到疫情衝擊，鐵匠卡拉巴哈爾（Páez Carabajal）丟了工作，他的妻子蘿絲瑪莉（Rosemary Páez Carabajal）原本在街頭擺餐車賣咖啡，生意也因封鎖令停擺，兩人一夕間都失去收入。
Amid pandemic, the world's working poor hustle to survive (from @AP) https://t.co/nhaoGpRZJs
— patwhite70 (@PatWhite70) May 8, 2020
目前為止，卡拉巴哈爾一家四口擠在租來的小套房內，靠著微薄積蓄，以及政府發放價值約150美元（約合新台幣4488元）的紓困支票度日，唯一的好消息是房東暫時不收租金。曾經是生財工具的咖啡車如今閒置在房內。
「隔離措施要上路前，我就說我們這種小販完蛋了，」蘿絲瑪莉擔憂，就算日後防疫限制放寬，她的生意也難以恢復：「因為這種疾病會透過接觸傳播，人們現在會對買（咖啡）產生猶疑。」
約旦 安曼（Amman）
位於約旦首都安曼的艾華達（al-Wehdat）難民營內，住滿約6萬名巴勒斯坦難民，他們的祖先在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Arab-Israeli War）逃離家園，來此落地生根，近年也有來自埃及的移工與敘利亞難民定居於此。而當約旦政府祭出封鎖令防堵疫情，也對當地靠著打零工勉強度日的家庭造成沉重打擊。雖然也有人擔心解封之後，人滿為患的營地恐將爆發疫情，但失業才是縈繞居民心頭的最大恐懼。
年約4旬的尤塞夫兄弟（Mohammed and Khalil Yousef）共育有9名子女，年紀都不超過16歲。在疫情來襲前，兩兄弟每日靠著開卡車送貨，各自賺取10至20第納爾（dinar，新台幣約417至835元）養家。哥哥穆罕默德說，如今整個難民營的居民都沒有工作，難以互相幫助，家中的冰箱只剩下一些洋蔥、番茄和幾袋皮塔餅（pita），錢包裡除了身分證以外空無一物。
印度 勒克瑙（Lucknow）
維爾瑪（Mahesh and Gita Verma）夫婦住在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首府勒克瑙，兩人在當地供奉印度教猴神哈奴曼（Hanuman）的廟宇前經營一家花店，拉拔5個年紀橫跨8至20歲的子女，手頭並不寬裕。當局下令非必要商家全數停業後，維爾瑪夫婦急忙以賤價出售店內的鮮花，換來所剩無幾的現金。一家人如今被迫退訂有線電視—生活中僅有的小小奢侈，菜色基本上只剩下馬鈴薯，「我們吃不起原本吃的食物了，」妻子吉塔說。
維爾瑪夫婦擔心在封鎖結束前就面臨斷炊危機，跟朋友借了筆小錢，把賣花小攤改造成政府准許營業的麵包、牛奶鋪。不過，維爾瑪全家的遭遇已稱得上相當幸運—根據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數據，印度的經濟活動在封鎖令下足足減少70%，與維爾瑪夫婦一樣從事小生意、人力車司機、擦鞋匠等「灰色經濟」的人口佔全國勞動力85%之多，如今卻發現自己的生活如履薄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