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難民，並在印度追隨他們的活佛，西藏人首先必須穿越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形。自從達賴喇嘛於一九五九年出亡以來，每年都有成千上萬人徒步，如同普蘭‧多傑穿過尼泊爾西部的高山隘口。不過今天，喜馬拉雅山的小徑到處都是被收買的線民，如果難民從陸路過來，他們必須先到青藏高原南緣的破舊邊境城鎮，而且會遇上滿是泥濘的坑洞和壅塞的交通。
幾十年來，最繁忙的邊城是一個叫做科達里（Kodari）的小鎮。儘管科達里位於友誼橋國際邊界的尼泊爾這一側，但是它更像是一個中國村莊，而不是尼泊爾的城鎮。在塵土飛揚的主要街道上的酒吧，客人喝的是青島啤酒，餐廳供應米飯和四川酸辣麵。店主講普通話，賓館大廳收音機播放的是京戲。從經濟角度來看，中、尼雙向交通是互利的。但是在科達里，「友誼」不僅僅是一座橋梁的名稱，也是一個不形諸筆墨的反移民戰略。
二○○八年，由於一系列抗議活動抓準奧運會時機發動，北京加強對西藏地區的安全措施，沿著中國南部邊境也強化安全措施。中國和尼泊爾之間的陸路成為負擔，大過經濟動脈的意義。北京方面力促加德滿都官員抑止跑到國外尋求新生活的西藏人，於是科達里受到新的審查。這個高海拔的邊境哨所，幾乎在一夜之間成為達賴喇嘛告訴我的「祝福」的焦點。截至二○○九年底，從中國控制的西藏進入尼泊爾這個民主國家的西藏難民，人數已從幾年前的三千五百人高點下降至只有八百三十八人。
二○一○年二月，媒體頻傳在這個全世界最險峻的邊界，西藏尋求庇護人士頻繁遭到逮捕，甚至遭到射擊之後，我慫恿內人茱迪塔（Judita）和我一起去度假兼工作。我想要親眼目睹凍結移民入境的情況，稍為了解西藏天堂淪失的近況。在加德滿都逛了幾天尼泊爾寺院和粉刷過的佛教舍利塔之後，我們雇了一位司機帶我們開車三個小時，向北走到鄰近西藏邊境的一個峽谷的生態探險營地。尼泊爾的河流水勢湍急、形如犬齒的山峰交錯，是喜愛冒險活動人士的天堂。窩在邊境度假村（Borderlands Resort）帆布帳篷和茅草餐廳裡的大部分客人要往南走，去玩高空彈跳和水上泛舟。我們則朝另一個方向前進，向北挺進十英里。
茱迪塔和我在近午時候抵達科達里。我們上坡走過綠色窗戶的商店，只見猴群在屋頂上跳來跳去。其中一隻頗有威脅，朝我們的方向扔石頭。當天的第一批貨車隊正等著開車向北駛入聶拉木、定日和日喀則，以及尼泊爾和拉薩之間的其他藏族城鎮的市場。東邊是德拉姆（Dram，中國人稱之為樟木鎮），跨過形成自然邊界的急流，陽光從中國海關大樓的窗戶折射出來。
科達里本身就是一個旅遊景點：人權組織、新聞記者，以及任何一個好奇的人都可以來這裡，看到生活在一個共產主義大國和一個艱苦掙扎、貧困的民主國家之間邊界的景況，體會到實質的、意識型態的和地緣政治的重大分歧。我本能地伸手去拿相機，但是還未定好取景之前，一個身穿便服的年輕中國男子從路旁一輛卡車後面走過來，揮舞著他的食指。他指著相機用普通話喊道：「不可以。」當我問為什麼，也就是他有什麼權力禁止我在尼泊爾土地上拍照，他答了一聲「間諜」。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吹噓他是間諜，或是指控我是間諜。不管他是何意，我收起相機。
在我退讓之後幾秒鐘，一位目睹對話經過的尼泊爾軍官走出來。他用英語說：「跟我來。」把我們帶到一輛卡車後面，脫離那個真正間諜的視線。他指著橋的北側說：「這裡不錯，適合拍照。」我拍了幾張坦白講平淡無奇的橋梁照片，並且感謝他之後，他掏出錢包，拿出一張十盧布鈔票，問我能不能換成盧比。這是一個巧妙的手段來為幫我拍照索取賄賂，也是在中國和尼泊爾邊界共存的另一種方式。
這不是新聞記者最後一次在尼泊爾邊境感受到中國法令的威力。二○一二年二月，中國警察跑到科達里執法，痛揍一名採訪西藏難民故事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攝影記者。CNN在世界各地播出的畫面顯示，中國警察跑過來，抓住記者的攝影機，而尼泊爾官員袖手旁觀。與他們處理我與中國特務的接觸並無不同。禁止拍照或許具有顧及國家安全的正當理由，這種策略卻很罕見地承認，在科達里這塊尼泊爾領土，至少中國的規定有效。
我們第二天回到加德滿都，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興趣想要了解中國在這個民主小國中對西藏人有多大的控制力道。我決心採訪尼泊爾政府官員、西方援助工作者、人道主義團體和西藏難民，以便了解中國的爪子在西藏問題上抓住尼泊爾人有多深。然而，我想採訪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官員，卻從未得到使館回覆。這些採訪有許多都是祕密進行，躲在咖啡館的黑暗角落，輕聲細語交談，甚至貼著耳朵低語，而且還得先打量四周是否有人可能在偷聽。
那段時期有一次談話很巧妙地掌握到不祥的氣氛。三月九日是一年一度紀念一九五九年西藏起義失敗日的前一天，一位活躍於西藏獨立運動的年輕藏人向我表達，他對達賴喇嘛對尼泊爾生活的描述之看法。我答應他在加德滿都人口稠密鬧區的一個不起眼的酒店的頂樓祕密碰頭，他才答應見我。他說，他擔心中國間諜可能正在監視，記錄他的一舉一動。我剛剛在科達里遇到一個中國間諜，可以理解他的擔憂。
他把一隻手放在臉上說：「尼泊爾政府是這樣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西藏問題對他們來說是很划算的好買賣。」
他肯跟我說話的條件是，我不能透露他的名字和身分。他補充說：「過去兩年，中國官員經常來這裡拜訪，承諾很多東西，譬如興建水壩、道路。這些全都是由於西藏問題，他們得以討價還價。」他認為，從大局來看，像他這樣的西藏人是隨時可以犧牲的。
我在二○一○年春天前往尼泊爾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要參加尼泊爾境內西藏人為三月十日舉辦的週年慶活動，全世界各地西藏流亡人士在這一天都舉行活動紀念一九五九年拉薩起義失敗，導致其精神領袖逃亡到印度。達賴喇嘛告訴我，尼泊爾是北京搞「祝福」的重心，隨著中國干涉日益增強，我確信不會有任何免費通行證，允許遊行反對尼泊爾政府支持的「一個中國」政策。跨越這條紅線會有嚴重後果。
在這一天的活動之前好幾個星期，尼泊爾的安全部隊已經透露遏制藏人抗議活動的意圖。每天早上都有關於西藏難民被捕和被拘留的新報導。有人被毆打；所有被捕的人都被迫支付鉅額罰款才能出獄。當時西藏流亡人士「非官方」政府駐尼泊爾代表純列‧嘉措（Trinlay Gyatso）說，這些整肅動作的目的是呈現一個明確的警告：任何參加遊行，反對中國的西藏人都會受到懲罰。（所謂「非官方」是因為他的辦公室雖然公開活動，技術上尼泊爾前國王在二○○五年已經下令關閉；這是屈從中國要求的另一個跡象。）
純列‧嘉措表示：「年輕的藏人，他們將嘗試示威遊行。他們會到中國大使館前面示威。他們也將會遭到逮捕。」
三月十日早晨，加德滿都谷地西藏僑民聚居中心的布達納特（Boudhanath）社區早早就醒來。各方預計會爆發衝突，觀光客、人權工作者，和新聞記者占據了轉經筒上方的高位置。一連幾個小時，我蜷縮著身體靠在一堵牆壁邊，透過我的尼康（Nikon）照相機望出去，穿著防暴裝備的一群尼泊爾警察揮舞著警棍，把數十名藏人難民抓進監獄。在一輪猛攻中，警察竹棍的破裂聲與年輕僧侶和發簡訊的青少年的尖叫聲混合在一起。西藏人抱頭怕被打到臉，許多人鬼哭神號被拖入警車。前一天和我祕密談話的那個年輕人，也在被捕者行列中。
在那個悽慘的下午之後，每次談話都讓人更深入一層了解，中方的「安全措施｣如何覆蓋在西藏人身上。一名聯合國人權官員表示，中國正在出錢將尼泊爾軍隊編組成移民查驗部隊，以便拘捕出亡的藏人，或者在中國動粗抓人時袖手旁觀。一位西方外交官證實，每年中國花費數百萬元人民幣，用在購置防毒面具、警棍和防護裝備，讓尼泊爾鎮暴警察日新月異。那一年在加德滿都布達納特社區佛塔用來修理藏人的裝備，說不定也是中方供應的。他說，中方的目標是制定戰略，關閉長期以來作為西藏朝聖者和外界交通往來的此一貿易路線。
到二○一○年初，中國的做法得到了回報：西藏境內的藏人幾乎完全被切斷逃往尼泊爾，再轉進印度，長久以來這條邁向自由的通路。這個封鎖行動持續不斷進行十多年。富裕的藏人仍然能離開西藏，用偽造的文件、搭飛機逃往西歐或北美。但是對於那些沒有錢或沒有辦法的人來說，中國緊縮邊境之後，交通量大大減緩，西藏境內大多數想要離開的藏人都被困住了。
＊作者葛瑞格．布魯諾（Greg C. Bruno），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畢業，擔任記者與編輯，文章常刊載於《紐約時報》、美國《外交》雜誌、《衛報》、《富比世》，多年察訪中國、西藏與流亡藏人組織。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來自北京的祝福─流亡逾六十年的藏人，要如何面對後達賴喇嘛時代的變局與挑戰》（時報出版，林添貴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