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連總統都可以普選了，為什麼大學校長不能？」對於這樣的論述，我想反問一個問題：「總統可以普選，為什麼大法官不是用普選的？」經過這樣反問，大家應該很明白：一個職位的適當人選要怎麼產生，要依那個職位的性質、功能、任務等面向來決定。校園不是政壇，校長也不該是政治人物，大家一起選校長的結果，台灣的大學會變成什麼樣？
二○○三年教育部有一筆「五年五百億」的特別預算，對國內若干研究型大學給予額外補助，希望其中至少有一所能在五年、十年之後，成為「世界百大」之一。許多人都質疑：如果其他的配套措施（諸如預算使用、人事薪給、校長選舉）不改，光是砸錢，能砸出世界一流的大學嗎？經濟學家分析人的理性決策，也分析種種理性設計的「制度」。在這裡，我們來談一談大學校長的「選舉」制度。在國外，相關討論的專書一籮筐；在台灣，黃俊傑教授也曾著專論。
我們將各大學產生校長提報人選的過程，區分為兩種：普選與遴選。所謂普選，是指候選人名單公開，由廣大的投票人（可能包括數百名教授、職員、學生等學校成員），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得票最高的為校長人選。所謂遴選，是指沒有公布候選人名單，由少數（例如十幾位）遴選委員，全權選出他們認為理想的校長提報人選。普選與遴選的差別，即在於普選要依循「候選人公開」、「廣大選民一人一票」與「得票最高若干人勝出」幾項民主法則，而遴選制則比較強調候選人不公開、少數人之間的密集討論與彼此說服。
專業職務不應普選
雖然大學法第九條要求大學校長要用遴選產生，國內卻有若干知名大學在兩個制度之間取其中，例如有些學校以數百人的校務會議代表以過半數「可決」取代評比最高票，再交給遴選委員會篩選。大致而言，只要一項選舉制度公開候選人、投票人數廣大、需要評比誰得票最多，不論它如何變體，基本上都是傾向普選的，根本不是遴選。
「連總統都可以普選了，為什麼大學校長不能！」這個問題中值得商榷之處不少。民主國家的總統、民意代表都是用普選的，但各國的大法官經常是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同意而產生。為什麼「總統可以普選、大法官不行？」原因是：總統行使的權力涉及廣泛人民的一般利益，需要的是敏銳的判斷與平衡的思慮。但是大法官解釋憲法、對司法案件做終極裁判，需要的則是專業法學法理的掌握與推理思考。以大法官之高度專業性，如果我們社會要「普選大法官」，那會釀成什麼樣的災難，其實不言可喻。因此，在民主國家即使人民做主，但要用什麼樣的方式產生公職主管，也要視情況而定，並沒有什麼「普選是王道」的必然性。
那麼大學校長的業務性質究竟是什麼呢？這個職位究竟有沒有適合普選的邏輯思考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探討普選式民主（公開候選人、選民廣大、一人一票、最高票當選）的意涵。
追求卓越，本即與普選精神不合
政經學者何泰凌（Harold Hotelling）與唐斯（Anthony Downs）在半個世紀前就指出，普選的關鍵字就是「中位數」。在任何兩黨或兩股勢力對決的普選中，通常是中位選民成為決勝的關鍵。也因為如此，在我們常見的兩黨競逐環境中，候選人總是宣稱自己「走中間路線、行中道」，希望以此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
但是「中位數」走勢對追求卓越的大學而言，卻是個極為糟糕的概念。台灣很多研究型大學都希望成為「世界一流」。「世界一流」也許難以精確定義，但全世界所有知名大學的校長都會同意，一流大學絕對是指其研究水準之拔尖突出，絕不是指大學的籃球隊冠軍，或是大學的 EMBA 賺錢等等。
研究型大學與一般大學顯然有所不同。其間區別就像是台大醫院與社區醫院一樣；後者只是為了醫病療疾，但前者除此之外，還要從事醫學研發。在知識日新月異的今天，若研究型大學教授的研究不理想，就不可能把知識前緣的內容教導給學生，其教學大概也很難突出。總之，對追求卓越的大學而言，他們的目標是「拔尖」。
為什麼「中位數普選」不適合追求卓越呢？研究就是要創新、突破、走向未知世界。若是某甲在三月五日提出一項突破性見解，某乙在三月七日提出同樣的見解，即便不是抄襲之作，其創新意義也大打折扣。因此，創新突破本身就隱含著拔尖、追求第一的意義。如果大學要在研究上追求拔尖、卓越，則它在制度、薪給、領導、設備等各方面，都需要有配合的設計，否則斷無可能成就其研究卓越。拔尖是追求極值，中位數是呈現平庸，用普選去選出拔尖領導人，這是邏輯矛盾、緣木求魚。
普選的必然庸俗化
台灣早年，政府把「軍公教」視為同質群體，教授的制度與薪給都「公務員化」，所有教授的薪水都是平頭平等的。但最近三十年，國際交流頻繁了，大學教師與其他公務人員的差別就出現了。簡言之，優秀的大學教師，是開「國際標」的；所有其他公務員絕對沒有國際挖角這種事，但是大學教師跨國就業卻是家常便飯。在國際競爭、國際開標之下，大學的「拔尖」就必定要有國際視野。既然大學教授都是國際挖角，大學校長當然更是如此。一九八四年我在念密西根大學的時候，當時校長 Harold Shapiro 竟然被普林斯頓挖去做校長，公布時我們才知道，徒呼負負之餘，也恭喜他的成就受到肯定。此外，Gerhard Casper 原來是芝加哥大學副校長，一九九二年被史丹福挖去做校長；H. Sonnenschein 原來是普林斯頓副校長，一九九三年被芝加哥大學挖去做校長。
日本沖繩大學的校長，歷年來都是外面挖來的大學者，還包括英國籍的諾貝爾獎得主。沙烏地阿拉伯阿布都拉國王科技大學，二○一八年從 UCLA 挖華裔學者陳繁昌去做校長。這樣的例子，還有上百個。總之，拔尖必然是要全世界尋找人才，而不是在校園裡關起門來普選。
如前所述，拔尖與「中位數」是彼此矛盾的。普選出一位「中位數」的校長，他怎麼可能去推動一個邁向研究拔尖的校園改造？我們當然不可能排除，在極少數特殊情境下，普選碰巧可能選出一位懂得提升拔尖的校長。但這就像中國君主專制幾千年，偶爾也可能出現宋仁宗、漢文帝這樣的賢君，把國家治理得很好。我們怎能以這些罕例，而說民主與專制都差不多？當我們評估制度的時候，當然要評估大多數情況，而不能愚昧地以特例泛論一般。
此外，普選既然要拚最高票，則拉票、拜票、動員、布樁、宴客、黑函、接送投票、檢舉抄襲、指涉賣台、黨派動員等，都是普選廝殺的必備兵刃，台灣的大學教授也都見怪不怪了。依我們有限的記憶，以普選制度產生校長的案例，恐怕極少能倖免以上的弊病。
人選曝光的反向選擇
普選最令人擔心的，其實是潛在候選人的反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如前所述，世界一流大學的好校長，經常是「外來政權」，是校外延攬來的大和尚，他們也都願意從原服務大學跳槽，為新大學的卓越發展努力。但是如果要他們來參與名單曝光的普選，他們要如何向原本工作的機關解釋「我想跳槽，正在申請別的職位」？如果競逐成功也就罷了，萬一競逐失敗，他們又要如何以「敗選」的姿態回到原工作機關，央求老同事接受他？
普選或是任何曝光候選人的假遴選，德高望重的清流之士都會望而卻步，這就是反向選擇。如果是公開競選，Harold Shapiro 根本不敢去普林斯頓競選；如果他公開去了，立刻在密西根大學被套布袋，而萬一最後沒選上，下半輩子怎麼做人？就是因為遴選，普林斯頓才可能挖到如此的一流人才。
事實上，全世界任何一家公司尋找副總經理以上的人才，都是委託獵人頭公司祕密進行，然後逐一面試，選擇最優秀的人，定案之後才公布誰獲聘。唯有如此，才會有夠水準的人願意成為候選人。以聯發科為例，他們的技術長是從美國挖角來的；如果當初不是如此，而要他「公開競選」，由公司其他人對候選人品頭論足，此人絕對不可能來申請。台灣幾乎所有大學都要求「公開候選人名單」，不但產生「反向選擇」的反淘汰，也形成了若干校園不同勢力對決的詭異現象。
依大學法，公立大學的校長應該是「遴選」產生。大家自然會產生幾個問題：全世界有哪一所一流大學，一、其校長遴選要經過「大眾公開投票」這個過程的？二、其遴選過程還要當事人先同意「公開競逐」，才開始啟動的？三、其有意「被遴選」者，居然還會對媒體侃侃而談其「競選」聲明的？四、其運作是「哪些人被刷掉大家都知道」的？台灣絕大多數大學校長的公開登記、公開投票、公開落選，都是「競選」，絕對不是遴選。
全世界任何一所一流大學，都絕對沒有「競選校長」的制度；有這種爛制度的，就不可能變成一流大學。二○一九年大學法做了最近一次修正，可惜修的方向都是枝節，完全沒有維新的氣象。
大學校長是CEO嗎？
最後，來談談大學校長的理想性格。有人說，「大學校長只是CEO」，我完全不能同意。大學有些學院喜歡開授教人如何「創業」、如何才能「成功」的課程。教師在課堂上引導、獎懲、褒貶等，都在告訴學生「如此這般」才是成功。而所謂「如此這般」，當然都是賺大錢、上市上櫃、專利布局等等。
我問一個學生：以上的課程哪裡不對呢？學生說：不對啊！如果我有一個改變社區互動的想法，它也許可以自給自足，但是不可能賺什麼大錢，為什麼不能優先給予引導呢？如果有個學生想做社會企業，學習 Yunus 的推廣，為什麼不該鼓勵呢？又，大學花那麼大力氣去教創業，又有多少老師花時間去了解、扭轉「廢世代」的苦悶呢？學生最嚴厲的批評是：這些老師其實是在搞「創投」，不是在辦「教育」。創投業者對於可能失敗的案子主張早點出清（early kill），免得浪費資源；但是教育家對於魯蛇的鼓勵、打氣、轉軌協助，卻是不遺餘力。
我曾經聽人轉述韓納希（John Hennessy）校長對史丹福大學所做的改變。史丹福不可否認素有「貴族學校」的氛圍，尤其是大學部學生，大部分來自有錢家庭。這些孩子由於從小到大生活優渥，對於外在提供的種種協助、幫忙、支持，比較容易視為理所當然。此外，有錢家庭所成長的子女，在學業鑽研方面往往也傾向「淺層」功夫，也許考試之前苦K數小時，或是討論之時相機應變、表達得體，也就能成績良好。韓氏在上任之初要求：每年大學部新生至少要錄取25％或則來自貧窮家庭、或則其為家中第一個上大學的學生。
由於這25％的學生不是富家子女，他們比較沒有「視外界協助為理所當然」的慣性思考。他們也特別珍惜這樣一個能夠上名校求學的機會，以「深層」投入的方式讀書、學習。慢慢地，這群為數僅四分之一的學生開始影響、改變原本四分之三的貴族學生。七、八年之後，該校校風產生了明顯的改變。
選不出好校長，大學教育注定失敗
CEO與校長的差別，也許就像創投業者與教育家的差別。教育家對失敗者的疼惜，可能遠大於其對成功者的關注。我講不上來，也許關鍵在於人文關懷吧。沒有對學生的真誠關懷、對提攜下一代的熱情，大學就只是個優勝劣敗的提前篩選。但是教育，不該是如此！
大學教育一方面要拔尖，另一方面還是要「啟蒙」。拔尖需要視野、見地；啟蒙需要關懷、提攜。不論是拔尖或是啟蒙，都需要優秀校長的引領。普選只能選出中位數的政客，絕對選不出好的校長。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研院副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等職。二○一○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二○一七年復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NAS）海外院士，是亞洲第一位獲選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二○一六年十月到二○一九年九月，擔任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常任代表。本文選自作者駐WTO期間二十五篇書評集結的新作《牧羊人讀書筆記》（五月四日上市，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