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的台灣:《戰後台灣的日本記憶》選摘(1)

2017-04-21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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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許多家庭裡,日本教育世代和戰後教育世代一方面各懷不相容的價值觀,一方面又作為一家人共同生活台灣是家族聯繫很強的地方所以我常想他們這樣竟然還能一起生活,如果是在日本的話,大概就不成一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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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語言,還有下面這段回憶。

第一次和台灣留學生相識時,認識的留學生裡頭有幾位被雙親要求要用日文的父母還幫忙修改日文寫信。那時我是抱著原來如此的心情聽他們說這些事,並給我看寫有紅字被修改過的信,有一次一位留學生說自己。那是1979年的事。其他留學生似乎也一樣。或許不少現年60歲左右,有留日經驗的台灣人,都曾有過這樣的經驗。不過,說來很失禮,當時的我聽到留學生父母的日文好到還可以幫人修改,其實是半信半疑。因為自己清楚自己不管再怎麼努力學英文,也無法達到為人修改的程度。

日治時期花蓮港廳吉野移民村。(圖/維基百科,想想論壇提供)
經歷過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多具備一定的日語能力。(圖/維基百科,想想論壇提供)

1980年2月我第一次到台灣那時我接觸到了日語世代講的日本話,當然感覺到他們的日語能力是能夠為人修改的,也接觸到了各式各樣,例如能操雙語卻還是有台灣腔,或是完全沒有口音的人。我也記得,一位四十五歲左右的女性用半調子的日語很抱歉似地對我說,我的日語只學到小學校二年級。被友人帶著搭了好幾次的計程車,印象中頂多只有一位司機不會講日語。附帶一提,當時台北的計程車已經開始使用計程表,但那全部都是在大阪用過的中古貨,機器上還留有大阪公司的名稱。

第一次到台灣,關於日本話有不少地方令我感到困惑,而叫人驚訝的是也有外省人講日本話。那次我在台灣停留了兩個星期,透過友人家裡的關係,拜訪了台北市的古董店。那家古董店是一對外省夫婦經營的,對我用聽似並非平常用慣的日本話說自己原先住在北京。他們還說當時北京也有許多日本人,甚至有日本友人到台灣來找他們。還來不及多談一些,問個清楚,就在友人的催促下離開了,如今想來真是可惜。那對老夫婦給我的感覺是對日本人有很深的懷舊之情。

由於沒能好好聊上一段話而感到遺憾,回到友人府上後向友人父母提到這件事,他母親便警告我那些話全不可信那時我才開始意識到台灣的複雜也就是思考台灣是單憑曾受日本統治的這個認識,存在於台灣之中的「日本元素」並不單純,尚不足以充分理解的世界。

那個年代,日本文化非常深入台灣。對此,本篇〈序論〉接下來將進一步闡述,並說明本書各章概略,再以從戰後到現在為止的時代為背景,深入探討該以什麼框架來理解各章的內容。

我要對「戰爭結束後到那個年代為止的台灣」的種種日常樣態提出一個看法。那就是日本和台灣形成了一個同型性很高,可以稱得上是平行世界的關係;此外,其中既有連結兩個世界的裝置,也有在其間牽線的日本人。我強烈傾向主張這個相互關係,是在日本和台灣隔絕,即一九六五年左右以前約二十年的期間,也就是戰後初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對此,在〈序論〉將詳加說明。另外也要明確指出,本書各章或多或少都可以被定位在這樣一個平行世界的相互關係上。還要關注連結兩者的裝置和人物的有無上。〈序論〉最後則欲回顧民主化達成二十年後的現今,再次思考那個年代和稍早以前的這個時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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