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多國政府推出強制措施，包括封鎖城市、關閉邊境和隔離。 高科技行蹤監控技術也因疫情在一些國家包括中國大行其道，致人身自由和個人隱私大打折扣。
封城、鎖國、宵禁、隔離，此時此刻正在世界各國上演，這場疫情似乎也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焦慮的民眾對過去遭到唾棄的侵權行徑多了幾分容忍， 甚至樂見其成。
台灣法律科普網站《法律白話文》編輯劉珞亦向BBC中文解釋說，無論處在威權還是民主體制下，因對大型災難的恐懼，人們就會希望政府擴張權力給民眾更多保護。「因此，社會普遍贊同在非常時期就應該採取非常手段。」但針對疫情中通過科技追蹤掌握民眾行蹤的做法，人權組織Top10VPN負責人塞繆爾·伍德漢姆（Samuel Woodhams）警告說， 「儘管有些看來完全合法，對於公民隱私和言論自由已造成威脅。」
「硬核」抗疫手段備受稱讚
疫情爆發初期，中國政府因「封城」和「禁足」等所謂強硬措施遭到廣泛抨擊，但隨著其境內疫情逐漸受到控制，「中國式」防疫模式為多國頻頻效仿。
在強調自由民主的台灣，為防止病毒傳播入境，當局下令，禁止高中以下的師生出境，引發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的質疑。台灣警方通過手機監控居家檢疫者，在一般情況下都會被譴責，但卻因遏制檢疫者違規有效，加上台灣防疫有佳，得到社會的普遍支持。同樣，新加坡及韓國採用的「侵入式」的監控體系，也因成功抑制疫情及傳播而受稱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指出，許多國家通過手機監控國民，以防止疫情擴散，並引用Top10VPN的調查稱，包括台灣、韓國、伊朗、美國、以色列都在不同程度上，搜集人民手機數據並更廣泛地研究人們的行動，甚至有國家提供個人移動信息。
日本8日宣佈緊急狀態，將賦予地方政府強制徵用物資及土地。3月中，日本國會針對「緊急狀態」修法，允許採取更強硬的防疫措施，被媒體解讀是首相安倍晉三為未來修憲擴權鋪路。
也有政府疑似利用疫情鎮壓異見人士，泰國3月底進入緊急狀態，賦予政府採取強制性措施，包括打擊網路社群謠言，必要時甚至可關閉媒體。被《紐約時報》稱為「民主制度搖搖欲墜」的匈牙利，日前通過緊急法案賦予總理極大權力，政府可以繞過國會頒布法令，對任何反對聲音也能進行打壓。另外，該報導也稱，美國司法部要求國會賦予其更多權力，包括取消對尋求庇護者的法律保護，及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無限期拘禁民眾。北非國家摩洛哥逮捕違規者的行動受網友的肯定。更有甚者，據當地媒體報導，菲律賓總統杜特蒂2日下令，違反封城措施、置軍警生命於險境的人，就直接槍殺。 當地媒體報導，4天後，當地一名63歲的男子，在檢查哨被警方要求戴上口罩時，企圖襲擊警察，遭到射殺死亡。
防疫也要防濫權
政府擴張權力以控制疫情，似乎已成為人們普遍能接受的「社會規範」。不過，法律界及人權組織擔憂，在民主成熟度不足的國家，這種普遍的容忍會無限放大政府的權力。而獨裁和威權政府，則可能以防疫為藉口加緊為自己賦權，疫情過後仍不放棄，而使管控言論及監控人民等非常時期所實施的措施，成為「新常態」。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亞洲事務副主任羅伯森（Phil Robertson）舉例，柬埔寨首相洪森及泰國總理帕拉育已經明確表明要迫使人們服從他們。羅伯森向BBC中文表示，他擔憂：「疫情結束後，他們可能不會放棄現在所擁有的權力。」
洪森自1985年開始統治柬埔寨，至今已有30多年，長期被外界視為獨裁、威權領袖。他曾表示，若疫情擴散柬埔寨可能進入緊急狀態。3月26日泰國軍方政府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當局有權實施宵禁、禁止國內旅遊及關閉媒體等。
人權觀察3月24日曾經批評柬埔寨政府利用疫情，監禁反對派活動人士，以及其他對疫情和政府相應行動表示關切的民眾。對此政府發言人派西潘（Phay Siphan）證實部分逮捕行動，但駁斥相關指控，表示其他地方也採取類似行動對抗有關疫情假消息的散播。
泰國《曼谷郵報》撰文擔憂緊急命令會削弱言論自由。其專欄作者蘇拉薩（Surasak Glahan）撰文指出，緊急命令原該是阻止疫情擴散的強力手段，但該命令常被執政當局濫用，以控制言論自由和資訊流通。
劉珞亦指出，一般情況下，民主國家必須依法行政，任何事情都要有法有據，但因傳染病千變萬變，在既有法律框架下無法解決，通常會訂立《特別條例》或宣佈「緊急命令」或「緊急狀態」。他說，不論獨裁政權，民主社會政府都不能為所欲為。 「政府擴張權力是在既有的民主體制下，通過相關法案如緊急命令等換取人民安全，但不能無限上綱，必須因應新的狀況有所調整，」他說。劉珞亦解釋道，很多人在這災難發生時希望政府強硬，「不過，一個民主國家的主權在民，並不屬於任何人，因此需要守住這一點，國家控制疫情的責任在每個人身上，人人都需要配合防疫，若僅冀望政府擴權，是在逃避責任。」
羅伯森對BBC中文說：「亞洲政府急於擴張權力時，並未認識到，取得人民合作意願，對於控制疫情至關重要。」以台灣為例，劉珞亦闡述了監督的重要性。他指出，台灣政府的確因為疫情而依法擴權，但不太可能走向獨裁，這是因為行政單位頒布措施會有立法院的監督，媒體、人民都會檢視，最終甚至可以申請大法官釋憲。「民間力量很強大，台灣政府也會看風向、看民意制定政策，」他說。台灣人權促進會在評論網站《思想坦克》發表文章，要求政府的防疫政策亦應兼顧法律與人權。該評論寫道：「既是長期抗戰，反覆檢討現有手段是否合法、必要，並努力釐清、健全法治，減低各方利害關係人的觸法及人權侵害風險，方是民主國家防疫的正軌。」
防疫與言論自由
相對於民主社會的防疫措施，中國的所作所為更趨強硬、有效，受到多國追捧，但也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羅伯森指出，中共獨裁體制在疫情發生時掩蓋事實，反應緩慢。「如今，在疫情資訊透明度仍存有疑問的同時，宣告成功控制疫情，是否是在推卸責任及逃避國際批評的策略。」
《南華早報》曾報導，中國早在去年11月中就得知湖北出現第一個確診案例，隨後每天都有新增病例。BBC駐上海記者白洛賓（Robin Brant）指出，中國去年12月爆發疫情，初期隱瞞疫情的存在、規模和嚴重性。數周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武漢視察時，日本共同社引述一名當地醫師稱當局要求他們不要通報新增病例。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東亞辦事處的執行長艾瑋昂（Cedric Alviani）對BBC中文表示，中國政府藉疫情控制人民的言論自由，突出其疫情控制良好的形象，但沒有人知道真實情況為何。他說：「駐中國記者取得資訊日趨困難，中國政府發佈的訊息是隨他們喜好，根本沒人能確定有關疫情的數字是正確的。」艾瑋昂對BBC中文說：「政府控制網路言論，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人們也難知道實況，無法彼此交流預防疫情的措施。」
3月，加拿大多倫多的「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曾公布調查指出，微信封鎖一些有關新冠疫情的關鍵詞及對習近平的批評字眼。雖然中國審查網路言論已經行之有年，但這份報告稱，中國官員承認疫情嚴重的前幾周，中國就已經對疫情言論進行審查。今年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直播採訪時，首次對訊息披露不及時的問題公開回應。他表示，因為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傳染病，根據中國的《傳染病防治法》，必須「依法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訊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一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周先旺說。周先旺的這段話，是外界指責武漢當局疫情爆發初期存在瞞報行為後，首度有政府官員承認問題存在。但顯而易見的是，他認為武漢政府不該，或至少不應獨立承擔該責任。
3月10日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國《人物》雜誌，發佈3月刊文章《發哨子的人》，主角是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回顧她從疫情之初，一路的經歷與感受，但文章發出後不久便遭刪除。中共高強度的輿論管制之下，這次刪帖遭遇了始料不及的反作用，中國網民像接龍一樣，用各種版本讓文章一次次起死回生，與背後強大的審查較力。艾瑋昂強調，專制政府為了防止人民恐慌，維持社會穩定而會隱匿真實資訊，但這將適得其反。並指出，與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實行民主制度，防疫有成是因為政府贏得人民信賴，台灣人相信政府公布的資訊，才願意遵守政府頒布的措施。
今年2月，中國官方公布的確診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人數都呈下降趨勢。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對中國採取的防疫抗疫措施多次表示讚賞，其中包括誇獎中國採取了 「歷史上最勇敢、最靈活、最積極的防控措施」。但就在中國國內對這些讚揚自豪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孫春蘭在武漢督導抗疫時，遭遇居民隔窗高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抗議當局的一些惡劣行為包括通過社區組織向居民兜售高價蔬菜。隨後官方媒體稱，孫春蘭立即要求省市領導立即調查。
劉珞亦說：「中國很看似有效率，但數據、政策和監督機制都看不到，威權到底有沒有效，我打上大問號。」 台灣政治評論員金恆煒在媒體發表文章表示，抗疫時，民主國家的社會韌帶在「信任」，極權國家只講強權。 羅伯森也持同樣看法，防疫獲得人民的支持，比以強權方式要求人民配合更有用，人民也比較願意合作； 與此同時，政府必須提供正確的信息，而且要公開透明，但他說：「上述幾項，中國都做得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