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秒鐘都在抉擇要不要回台灣！」遠在加州的周家華（化名）一接通電話便焦慮地說。講著講著，她傳來一張校園的照片，學生平時用來集會、擺攤的廣場，現在連一個人都沒有，她留下一行註解：「站在那裡的時候，有種世界末日的感覺。」
台生被外國同學指責太panic
正當周家華還猶豫不決的時候，在密西根州就讀大學的王怡明（化名）則在州內只有四、五十個確診案例的時候就訂了回台的機票，「即使會得武漢肺炎，也要回來台灣得！」於是她與美國的男朋友暫別，花了一天的時間才回到一萬兩千公里以外的家鄉。
美國是台灣人的海外求學首選，也是全球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至今已經飆破十二萬例。根據教育部統計，台灣約有七萬名海外留學生分布世界各國，以美國約兩萬三千人最多，其次是澳洲、加拿大、日本、英國與德國。
美國的春季學期將在五月中結束，歐洲學校還有大約六周的第三學期，日本各大學正研擬延後開學。疫情當前，留還是不留？他們面臨兩難，社會歧視、醫療體系與工作機會是三大關鍵。
不論留或不留，早在一月中就從中文世界獲得武漢肺炎訊息的台灣留學生都備感無力。在德國念書的張昭昀（化名）煩躁地說：「每次一提起武漢肺炎，身邊的人都指責我太panic（恐慌）！」還有同學安慰她：「反正每天都有人死去！」
德國人不輕易服從威權、個人主義色彩強烈，各級政府宣布停課、關閉餐廳和酒吧後，不少年輕人竟然轉移到公園自行舉辦“Corona Party”。 張昭昀有感而發：「很多人嚮往來歐洲舒服做自己，這時候我反而喜歡台灣人的集體主義，至少會為彼此著想。」
恰好學期結束、工作告一段落，張昭昀便決定回台。此時回台的機票已經從四百歐元（約新台幣一萬三千元）漲到七八○歐元（約新台幣二萬五千元），她戴著好不容易買到的口罩、穿著半身雨衣與塑膠手套，回台住進十五晚約兩萬新台幣的防疫旅館。
將地球往東轉一點，胡毓璇（化名）的學校在紐約州南邊的賓州，直到三月十七日還有同學舉辦聖派翠克（Saint Patrick's Day）派對。王怡明也難掩氣憤地說，學校停課的時候，還有很多同學上夜店、參加派對，「我覺得他們很白癡，最好不要後悔！」
生氣歸生氣，台灣留學生們無力反駁，甚至遭到歧視或攻擊。有一回，張昭昀好心幫忙一位德國婦人指路，沒想到對方竟驚慌失措地大喊：「啊！是中國人！」反而朝反方向逃去，她只能看著對方的背影暗罵一句「納粹」。或許這名德國婦人並非惡意，只是赤裸地表現出對於華人的刻板印象。
無獨有偶，早在美國疫情尚未爆發時，網路上就流傳著一名亞裔女子戴口罩搭地鐵而被毆打的影片；這讓每天要搭地鐵到實習單位的胡毓璇非常害怕，遲遲不敢戴口罩。疫情升溫後，她不得不戴著口罩出門，沒想到迎面而來的路人竟故意對著她咳嗽。
留學生們對於身體的變化特別敏感。前陣子，周家華因為感冒而戴著口罩到校，但她不只得在意是外界的眼光，更要擔心是不是得了武漢肺炎，從前習以為常的過敏流鼻水、失眠頭痛等症狀，都讓她感到緊張。疲倦的不只是身體反應，也是心理狀態。
美國大學趕人回家
除了承擔精神壓力，生活必需品也一度被掃空。歐美各地已經買不到口罩、乾洗手與消毒液，連蔬果、米糧與衛生紙等商品都必須限額購買；賣場甚至為了避免群聚而限制人數進場及提早關門。在國外的生活雖然不至於匱乏，但處在人生地不熟的國家，這些現象難免令人恐慌。
美國各大學陸續宣布停課，接著關閉學校宿舍，要求學生們回家、回國。「圖書館和健康中心都關了，學校不想負任何責任，也不歡迎我們留下。」胡毓璇雖然在外租屋，不至於流落街頭，但是課程改為線上、實習工作停擺，她已經沒有留在國外的理由，於是打包行李回家。
醫療資源是胡毓璇決定返台的關鍵因素：「平常需要一張簡單的身體檢查證明必須得等上兩周，更何況真的感染了武漢肺炎？」而王怡明的經驗是，她曾因重感冒到學校的附屬醫院看病，醫生只給了她一包沒有對症下藥的指示藥，「你懂嗎？我一點也不相信醫生能做什麼！」
「有色人種生病只好say sorry。」周家華黯然地說，美國的醫療體系高度仰賴私人保險，學生健保沒有給付武漢肺炎的檢測與治療，一旦生病就很有可能破產。而美國目前採取優先治療重症的措施，這讓不少外國人擔心，若疫情延燒會癱瘓醫療資源，到時候有錢也等不到（治療）。
投票要我們回去，生病卻不要我們
美國如此，在英國牛津大學念書的黃韶夏（化名）處境卻截然不同。他說，英國採取公醫制度（ＮＨＳ），每個人都能在住家附近的診所註冊、選擇家庭醫師；若不幸感染武漢肺炎，政府會支出所有的檢測和治療費用。學校也支持海外學生留在國內，若不得已則將盡力安排遠距課程。
另外，黃韶夏還在社區信箱裡收到關懷志工的紙條，表示居家隔離者若無法取得生活必需品，可以代為採買；台灣同學會也開始團購口罩，駐英代表處則協助發放僑民捐贈的物資。因此，即使皇室與內閣陸續傳出確診病例，「佛系防疫」鬧得沸沸揚揚，他最後仍決定留在英國。
在日本北海道的曾太智（化名）也坦言：「我如果在美國，也會想回台灣；但日本有公共保險，看醫生並不昂貴。」北海道知事鈴木直道在疫情初期果斷宣布「緊急狀態宣言」，目前確診病例數已經逐漸趨緩，加上賣場迅速補貨，學校甚至不鼓勵留學生回國。
「搭飛機回台恐怕比待在當地還要危險。」曾太智說的危險有兩種，一種是旅途中被傳染，一種是回台被鄉民吐的口水淹死，「台灣曾有人前往印度、北海道之後確診，目前氣氛不太好，海外留學生往往被當成防疫破口。」日本留學生在國外飽受壓力，還得擔心台灣人的異樣眼光。
張昭昀也感嘆人情冷暖，部分留學生發起「我在德國我很好」的活動，呼籲留學生不要回台造成困擾，「我也有繳健保啊，投票時要我們回去，生病時卻不要我們。」她回台後原本想住進家裡、伴侶則暫住旅館，卻被飯店以「不能保證兩人沒有接觸」而拒絕入住，經過一番周折才找到落腳處。
學習生涯打折、中斷
回台的胡毓璇與王怡明都得克服時差，日夜顛倒進行線上課程，她們也擔心實習、畢業與工作等問題，研討會改為線上、暑期實習延期，連帶著也不確定能不能如期畢業。不少一年期的交換生中途停止交換後返台，還不知道怎麼在學期中插入母校的課程，校方尚未通知細節。
若沒有完善的醫療體系與社會支持，留學生的學習生涯都已經被中斷、被打折，僅有為了畢業、求職或有兼職工作的人才會留在當地。如同社會學家包曼（Zygmunt Bauman）揭示的：「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在宛如流水般不斷變動的城市裡，我們四處游移，不知何去何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