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鷹遇到中國龍：《1927民國之死》選摘(3)

如果我能夠證明中國士兵跟任何一個盟國戰士一樣出色，我也就死而無憾了。-史迪威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美軍第十五步兵團——被人們富於想像力地稱之為「龍團」——比美軍其他任何團執行的駐外任務都要多。比起其他部隊，它被「談論得多、寫得多、詛咒得多，想像得也多」。一種生動的說法是，它是唯一一個步兵們「用不著偷就能得到一瓶啤酒的地方」。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

同年，第十五步兵團被派駐天津，此後長期在此駐紮，直到一九三八年中日全面開戰後才奉命撤離。長達二十六年在中國的駐紮，使得第十五步兵團的盾徽上出現一條張牙舞爪的龍，龍象徵著中國古代的皇帝。這樣的設計背後，隱藏著耐人尋味的信息：當美國鷹遇到中國龍，會是怎樣的結局呢？

第十五步兵團的軍官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看到盾徽上龍的圖案時，一定百感交集。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嵗的史迪威中尉第一次抵達中國。在他到來之前六個星期，一場突如其來的革命讓兩千多年的帝制意想不到地終結了。當時，史迪威正在菲律賓的美軍中服役，與叢林中的叛軍作戰。他請假去中國，在中國停留十七天。他走馬觀花地看到帝國的崩潰，而普通人的生活仍在若無其事地持續。他看到繁華且西化的遠東第一大城市上海，還以為到了費城。他也接觸到廣州街頭的叛軍，「很多人配有新的子彈帶，彈藥很多，有些人提著手槍站在周圍，手指擱在扳機上」。

史迪威一生中先後四度派駐中國：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任美國陸軍駐華語言教官；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任十五步兵團營長及參謀長；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總參謀長。他在中國的時間加起來長達十五年，接近其軍旅生涯的一半。其傳記作者形容他「有週期性離開美國的衝動」，而他首選的目的地就是中國。

「我們都覺得這是在回家」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史迪威一家度了暑假之後，再次乘坐陸軍運輸船前往中國，史迪威夫人寫道：「我們都覺得這是在回家。」

上一次到中國任美國陸軍駐華語言教官期間，史迪威就有過一次「吃苦」的機會：紅十字國際賑濟委員會將他借去山西，擔任建築公路的工程師和管理者。史迪威到工地現場奮戰了整整四個月，他手下有十二名西方助手，指揮著六千名中國農民工開啓山林——他們大部分都是在災荒中流離失所的災民，修路是唯一一份可以填飽肚子的工作。

當時，官方和民間救災機構發動災民修建公路，僅在山西就有超過一千公里長的公路採取這種辦法修建。地方軍閥樂見其成，一方面可以利用公路增加軍隊的機動性，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公路運輸促進商業發展來增加稅收。

在風沙撲面的工地上，史迪威看到了在北京養尊處優的西方外交人員圈子裡看不到的中國的真相：中國缺少什麽，需要什麽，以及鐵腕人物閻錫山是怎樣解決問題的。史迪威背著野戰背包，裡面裝著筷子（他使用筷子比西式的刀叉還要嫻熟）、汗衫、罐頭食品和換洗的襪子。他發現了西方傳教士家庭喜歡的一處避暑地——玉濤河谷地，在那裡，整整一個盛夏租用一個老磨房只需要四十美元。他把家人接來團聚，也避開酷暑的北京。

閒暇時刻，史迪威繼續寫作的愛好，年輕時誰又不是「文青」呢？他創作短篇小說和異域生活特寫。他描寫中國人不是通過社會學和分析，而是根據自己的見聞和感受。他的作品情節簡樸，對話生動，他筆下的中國農民跟契訶夫筆下的俄國農民一樣栩栩如生，他沒有英國作家吉卜林寫亞非殖民地時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的種族優越感。他給《亞洲》雜誌投稿，獲得刊登，得到一百美元稿費。這些不知疲倦地修路架橋的農夫，如同他日後將親手訓練的士兵，他們身上蘊含的巨大力量一旦被激發出來，就能改變中國。

成功地修築了山西的這條公路後，史迪威在這個特殊領域贏得了一定的名聲。這一名聲使得鄰省的軍閥馮玉祥向他發出邀請，請他幫助主持修建一條從西安到潼關的公路。史迪威應邀來到破敗的古都西安，馮玉祥對築路似乎並不在乎，只想跟史迪威討論軍事方面的情況，比如有沒有可能向美國購買坦克和飛機。史迪威告訴馮玉祥，若是爲了維持其轄區的安全，並不需要重型武器，何況馮並沒有與之配套的後勤與保養能力。史迪威發現，這名被譽為「基督將軍」的、反覆無常的軍閥「只相信他自己」，那些被他用水龍頭施洗的士兵並不明白基督信仰的真諦。馮玉祥派給史迪威八百名勞力和四十名士兵，拿著「唐代的鎬頭和木鍁」開工了。路還沒有修完，一場新軍閥之間的戰爭就爆發了，工程被迫終止。

不同於大部分思想左傾的西方傳教士和觀察家，史迪威對馮玉祥持負面看法，而對閻錫山頗多好評。這兩個軍閥日後將在中國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而且他們也成為由北洋系統舊軍閥轉換成國民黨新軍閥的碩果僅存的兩位。當一九四零年代初史迪威以盟軍中國戰區總參謀長的身份來到中國的時候，還會跟這兩個人打交道。

在史迪威之前，還有一位著名的美國人到中國採礦和修鐵路，那就是一八九九年到中國的、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在義和團的排外狂潮中，華北鐵路被拆得七零八落。義和團或農民擰開連接鐵軌的魚尾板，大段大段的道釘被拔走，將鐵路上的每一丁點兒金屬都搬到幾英里外的內地去了。被拆下來的鐵路散落在上千個村莊裡，鐵匠鋪未來幾年不用愁沒鐵可打了，四方鄉野一片歡騰。農民還拿走枕木當作建材和燃料。軍方需要鐵路來運送軍隊，維持治安；而胡佛服務的公司也需要鐵路運輸礦裡挖出的煤。軍方指派了一個軍官委員會，接管鐵路重建工作，作為礦業工程師的胡佛和一部分工程人員前去援助。在考慮如何收回所有鐵路材料時，鐵路管理方認為中國人會發現是鋼軌，而不是鐵軌，一點碎鋼屑都敲不下來，村民們一旦瞭解真情，可能會歡歡喜喜地出賣路軌，如果當局出個收購價，再加上既往不究的諾言和抗命嚴辦的威脅。胡佛觀察到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場景：「我記得我們當時出價五個銀元換一節鐵軌。幾天以後，被毀路段兩側的田野裡出現了無數毛蟲般的隊伍，三、四十個村民抬著一節鐵軌，向我們緩緩走來。」

一九一五年前後，胡佛撰寫了回憶錄，他憶起當年離開中國時，心中飽含著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的「刻骨銘心的崇敬和讚美」，他寫道：「百分之九十的勞苦大眾在生死線上苦苦掙扎，幾乎每座村莊每年都會有人凍餓而死。但他們忍耐而寬容，對家庭無比忠誠，為孩子傾注全部愛心。他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民族都工作得更努力，更長久。」

史迪威在中國去過的地方一定比胡佛更多。他酷愛旅行，他經常違反休假規定，虛報時間不等的出差任務，將從滿洲到兩廣的大半個中國全都走遍了。他在市井小民當中比在高級官員當中更輕鬆自如，他會説引車賣漿者生動活潑的語言。他常常好幾天在鄉間步行，有些地方的鄉民從來沒有見到過像他這樣的西方人。中國民眾一般對外國人挺友好，「他們都認為美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他們對本國政治毫無興趣，只希望不受幹擾地好好過日子」。

唯一親歷北伐戰場的美軍軍官

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美國國會通過了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議員波特（Stephen G. Porter）提出的「波特決議案」，要求柯立芝總統與中國政府談判，廢除此前與中國簽訂的諸多條約中的不平等部分，使今後兩個間的外交關係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在國會的壓力之下，一月二十七日，美國國務卿凱洛格（Kellogg）發表《對華政策宣言》，提出一旦「中國能協議任命能代表本國的人民或當局的代表」，美國政府願意「就治外法權及關稅等全盤問題」展開談判，並重新簽署新條約。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惟一主動提出與中國修訂不平等條約的國家。

然而，南京事件爲美國的這一努力蒙上了一層陰影。三月二十四日，北伐軍第六軍程潛部攻入南京，劫掠英、美、日領事館及外國人商店、住宅、教堂、學校、醫院，並有多名西方人士遇害，是爲南京事件。

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MacMurray）稱此事件爲「一九零零年義和團事件以來，中國對外關係上最令人不安的惟一事件」。列強擔心出現一場新的義和團排外運動，決定派兵到中國保護外交人員和僑民。當國民黨軍隊繼續北上時，美國派遣五千名海軍陸戰隊到天津，第十五步兵團的官兵因為被裝備更加精良的海軍陸戰隊搶去風頭而很是不爽。

美國公使館需要對中國內戰的雙方作出評估，決定派遣能幹的軍官到前線戰場去偵察。這是一項危險的任務，因為當時的中國人被煽動起強烈的排外情緒，作戰雙方都警告外國人不要出現在前線。承擔這項任務的唯一人選是史迪威：他瞭解中國並精通漢語，以前常常在中國各地作冒險的旅行，精神頑強，隨機應變，「如果穿上中國服裝，臉上撲上適量的黃色化妝粉，就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中國人。起碼，他從未被人識破」。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個不能或缺的素質——他願意去，儘管要暫時丟下四個孩子和即將爲他生下第五個孩子的妻子。

五月二十六日夜間，史迪威和一名中國助手老趙搭火車趕到徐州前線。雙方軍隊在這座具有戰略意義的城市展開激烈爭奪，市中心幾度易手。史迪威看到了山東軍閥張宗昌麾下的白俄僱傭兵，他們擁有兩百節車廂、二十輛機動車和三輛鐵甲車。這些士兵沒有國家，性情殘忍暴烈，史迪威寫道，這是「我看到的最兇惡的人」。

他對俄國人有一種天生的憎惡，正如他從來不喜歡裝腔作勢的英國人——儘管他父系的祖先是從英國移民美國的。他進而發現，表面上無比兇悍的白俄官兵，並不具備多大的戰鬥力，「如果這些烏合之眾上了戰場，即使再富於想像力，除了想像他們逃跑之外別無可能」。這樣的邏輯推理是成立的：南方國民黨軍隊的軍事顧問是蘇聯紅軍的將領，在慘烈的俄國內戰中，紅軍打敗了白軍，在中國戰場上也將是同樣結果。

蘇俄十月革命之後，流亡遠東的白軍人數多達十萬左右。張作霖最早招募了一批白俄官兵爲其所用，而成規模收編俄國白軍並用於中國內戰的是張宗昌。一九二二年秋，張宗昌收編白軍五百多人，由原沙俄步兵團長涅卡耶夫指揮。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張宗昌的白俄軍首次登上中國內戰的舞臺，白俄的砲兵部隊給直軍以猛烈打擊。一九二五年，張宗昌掌握山東軍政大權之後，在濟南成立「入籍軍」幫辦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俄國人米洛夫任幫辦司令。白俄先遣軍第一梯隊由此成立，下轄步兵、砲兵、騎兵、裝甲列車隊等諸多兵種，兵力達兩千多人。直魯聯軍成立後，白俄僱傭軍更是擴張到三千多人，編為奉軍第六十五獨立師。其中，白俄鐵甲列車隊下設四列鐵甲列車，配備野戰砲、迫擊炮、重機槍等重型武器。

史迪威在徐州郊外看到的大概就是這隻隊伍。這隻軍隊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國民黨軍隊二次北伐的山東戰役中覆滅，由於他們軍紀敗壞、殘害百姓，少數潰兵被地方民團擊殺。

在兵荒馬亂的前線，史迪威和隨從連果腹食物都找不到，幸虧當地基督教青年會的唐先生願意向他們提供食宿。在唐先生那裡躲藏了六天之後，據說北軍已潰敗、南軍已入城，他們才冒險出去觀察形勢。史迪威首次見到南方士兵，「多數是不到十六歲的孩子，肩頭窄窄的小矮個子，體重很輕」，基層軍官是看上去像學生的年青人。南軍的官兵對西方人並沒有傳說中那麽敵視。

他們等到一列南下的火車。在火車上，史迪威被一名警官搜身，查出他身上攜帶有手槍。他被看管起來，很可能會被當作間諜槍決。當火車緩緩駛入南京郊區的浦口站、還未停定的瞬間，史迪威跳下火車拔腿狂奔，甚至沒有回頭看一眼背後的追兵。然後，他找到一艘渡船，進入上海，安全抵達鐵絲網背後的上海租界。租界方面派遣了一個舢板，將他送到停泊在海邊的美軍「匹茨堡號」巡洋艦上。在那裡，他提筆撰寫報告。

四十四嵗的史迪威像二十多嵗的小夥子一樣完成了這場冒險之旅。他向上級提交了關於中國戰局的第一份權威報告。美國公使對其「勇敢無畏的個人品質」表示「極為敬佩」，軍方則表彰他「極高的效率、軍事智慧、超群的決心和勇敢的舉止」。美國駐華部隊司令官卡斯特納將軍讚揚説：「跟戰友一道時表現勇氣往往可以被人看見，但任何人要完成像史迪威那樣的使命都需要一種更高的勇氣——要孤立無援地近距離接觸兩支互相敵對的中國軍隊的幾百名無知的、對外國人充滿敵意的中國人。」

史迪威回來一個月之後的七月，他的第五個兒子本傑明出生了。他特別疼愛這個兒子，也許因為他在這次漫長的旅途中，在若干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時，一直在思念這個尚在母腹中的孩子。

史迪威的報告讓美國駐軍和外交官松了一口氣。美國政府以較為溫和的方式跟新成立的國民政府商討南京事件的善後事宜。中美寧案協議是南京政府成立以後與外國達成的第一個重要協議，爲南京政府獲得國際之承認，邁出一大步。由此，美國政府強化了對國民政府內部溫和派的影響力，也提高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同年十一月，美國政府正式承認南京政府，但沒有回應南京政府提出的將美國公使館從北京遷至南京並升級爲大使館的要求，可見美國對南京政府的前途尚持觀望態度。

一九二八年五月，史迪威晉升中校，成為整個駐華美軍中最受歡迎的軍官。他被視為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並兼任第十五步兵團語言學校校長，每月在娛樂廳介紹中國局勢，他的演講極受歡迎。他還在第十五步兵團的《崗哨報》撰寫一個名為「中國局勢中的重要人物」的專欄。在一篇關於蔣介石的文章裡，他認為北伐「更像是一次示威，而不像一場戰爭」。

他對中國有深切的同情和悲憫，更有嚴厲的批評和規勸：「中國像是一個玩弄剃刀的小孩，除非有人趕快把剃刀拿走，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他認為，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只是一個「字面上的共和國」，北伐勝利的現實「並不能改變典型的中國軍事強人的本性，國民黨黨旗的更換以及五色旗、奉天旗的臂章無法區分愛國者和土匪」。史迪威一語道破了北伐戰爭迅速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及其內在的矛盾：被蔣介石收買的軍閥，比被他打敗的軍閥更多。然而，北伐因偏離了「打倒軍閥」的原初目標，勝利之後反倒產生了四個新的軍閥集團，隨即這些新軍閥又開始了一場比北伐規模更大、死亡士兵更多、波及民眾也更多的中原大戰。

「酸醋喬」與「花生米」的對峙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遭日本人偷襲的那一天，五十八嵗的陸軍少將史迪威鎮定如常，他的內心深處甚至有一絲不該有的喜悅。他訪問過日本多次，早已洞察日本稱霸亞洲、吞併中國的野心，這個野心必然與美國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可惜，在奉行孤立主義政策的美國高層，沒有人願意聽取提防日本的建議。這一天，歷史為之改變，史迪威的人生也為之改變。如果美國不是被動捲入這場規模空前的世界大戰，史迪威的多姿多彩卻並未「物盡其用」的軍旅生涯很快將畫上句號。如今，退伍不可能了，廣闊的戰場正等待著他縱橫馳騁。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正在率領第四軍防守加州海岸線的史迪威，突然接到赴華盛頓接受新任務的命令。他原本以為，作為一名上過一戰戰場的老兵，他將受命率領美國赴北非作戰的第一支集團軍，參加大西洋一側對抗德軍的軍事行動——當時對全美陸軍四十幾位與之同級別將領所做的綜合評價，史迪威以驕人的成績名列第一。殊不知，史迪威的老朋友和老上級馬歇爾將軍（George Catlett Marshall）有另外的計劃：將史迪威派到太平洋一側的中國戰場，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總參謀長，並將其提升爲中將。

或許，在一九二六年年末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的天津，史迪威爲第十五步兵團指揮官馬歇爾服務的那些日子，讓馬歇爾對他的勇氣、睿智、熱情和無與倫比的中國知識感受很深，因此將他列為美國派駐中國戰區軍事代表的第一人選。確實，史迪威對中國和遠東的瞭解超過任何一位現役軍官，他在中國的探索使他有了別人無法企及的背景知識。

陸軍部長史汀生在與史迪威面談之後，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我？不，敬謝不敏。他們記憶中我是個可以任意虐待的中校。他們看見我一腳踩在泥沼中，與苦力一起，和士兵一同擠火車。」不過，作為士兵，他的回答乾脆俐落：「讓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史汀生説：「命運之神的手指，已經多次指向你。」

在接見史迪威時，面對兩大洋凶險的戰局，馬歇爾沒有閑情逸緻回憶他們在天津度過的美好日子，而是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他任職中國的使命是「協調、穩定、管理滇緬公路，結合不同派系，掌握指揮權，指派他們各類任務，不計代價」。

史迪威向來我行我素、快人快語，並不是善於「協調」的人（綽號「酸醋喬」），這個任務對他有些勉為其難。而陸軍部給他的正式指令是：「強化美國給予中國政府用於作戰之援助的有效性，協助改善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這個任務本身就包含了若干內在的矛盾：「強化」與「協助」之間，有時指向南轅北轍的兩個目標，而蔣介石的派系利益、中國的國家利益與美國在華利益三者之間往往並不重合。

史迪威在第十五步兵團任職期間，正值蔣介石率軍北伐。史迪威只是步兵團的中校營長和參謀長，是一名對中國和美國都無足輕重的基層軍官；而蔣介石是一顆冉冉升起的軍事和政治明星，是袁世凱之後中國最有權勢的強人——辛亥革命推翻了紫禁城裡的皇帝，卻未能改變中國人心中的「皇帝意識」，這種「皇帝意識」呼喚「真命天子」。

在史迪威這個旁觀者眼中，蔣「作為國民黨所謂的委員長」，是一個「被吹噓爲將華盛頓、拿破崙和凱撒結爲一體的人」，他不喜歡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就連竭力爲蔣介石辯護、並批評史迪威在中國的做法不切實際的史學家方德萬（Hans J.van de Ven）也承認：「北伐沒有造就一個穩定的國家，而是留下了一大堆難題，諸如個人的敵對、軍事的分裂、地方的殘暴，以及國民黨既要應付又深陷其中的暴力文化。新的國民政府毫無公共威望，爲債務和膨脹的軍事所累，面對著強大的敵人，並爲與之來往的犯罪集團和白色恐怖中謀殺對手的迫害所玷汙。」

等到一九四一年史迪威再來中國時，表面上他是蔣介石的總參謀長，是中國戰區的第二號人物，但他手上除了幾十位參謀人員外並無一兵一卒。蔣介石不願讓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但史迪威掌握了美國援助的武器和軍需品分配，蔣不得不對其曲意奉承。兩人之間錯綜複雜的上下級關係以及個性和文化背景的差異，使得兩人很快彼此憎惡。史迪威在日記中替蔣取了「Peanut」（笨蛋、沒用的小人物，直譯是「花生米」）的綽號，說蔣是第二個「葉名琛」，甚至將蔣介石的黃山行館稱為「Berchtesgaden」（希特勒山莊）。

史迪威與蔣介石的差異如同冰火般不相容。史迪威是典型的美國南方人，具有美國南方人率直的性格，他無法去討好一個自己不尊重的人，他因說話尖酸刻薄而有「酸醋喬」的綽號；蔣介石則是典型的中國南方人，具有中國南方人內斂的性格，他常用「口蜜腹劍」的方式迷惑敵人，史迪威給蔣取的另一個綽號是「響尾蛇」。

史迪威畢業於西點軍校，受過世界第一流的軍事教育，他本人是美軍中卓越的將領和軍事教育家；而蔣介石甚至沒有完成初級的軍事教育，他的「勝仗」大部分不是從戰場上獲得的，而是通過收買對手、合縱連橫贏得的。史迪威是農家子弟，與子弟兵一起風餐露宿，習慣了一副普通士兵的打扮；蔣介石出生於破落地主家庭，青年時代一度混跡於社會底層，掌權之後便如帝王般深居簡出，很少公開表露喜怒哀樂。

史迪威是一名職業軍人，其思考的終極目標是如何在戰場上打敗敵人，並竭力減少手下官兵的傷亡；蔣介石是一名狡猾的政客，軍事永遠爲政治服務，他的著眼點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實力。史迪威與蔣介石的衝突，更包含了美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衝突，也可以歸入政治學家亨廷頓所説的「文明的衝突」。

一九四四年七月，國民黨軍隊經歷了新一輪的大潰敗，重慶面臨抗戰以來最大的危機。史迪威巡視桂林之後發現，一切混亂不堪，他相信桂林即將淪陷。九月十五日，他到重慶與蔣介石「談了一個半小時的廢話」，「全是尋常人都知曉的蠢道理，白癡透頂的戰術、戰略概念。他根本扶不起」。次日，史迪威與宋子文會談，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希望蔣委員長能瞭解，我並非覬覦這個職位，我試圖告訴中國人，如何能抬頭挺胸，重拾他們的尊嚴，但兩年半以來，我不斷遭人敷衍、漠視，飽受欺騙，像皮球一般被踢來踢去。」

美國對蔣介石喪失了信心。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呈送給羅斯福總統一份建議書：「依我們只見，時機已經成熟，中國所餘之權力資源宜委由一人指揮。此人必須有能力以有效的方法抗衡日軍。在中國政府或軍隊裡，無人有此能耐協調中國軍隊迎戰日軍的威脅。戰爭期間，惟有一人能指揮中國軍隊以有效的方法擊潰日軍。此人就是史迪威將軍。」

在魁北克與丘吉爾會談的羅斯福總統看到這份建議書以及史迪威給馬歇爾的信後，給蔣介石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要求「讓史迪威將軍不受約束，指揮您所有部隊」，並聲稱「這有助於增強我們決策時的決心，促使美國亟需努力維持、增加對您的援助」。

九月十九日，史迪威手持羅斯福總統的電文面見蔣介石，要求其交出兵權。史迪威將這封信看成是「最驚天動地的一根爆竹」，蔣介石看到信之後，「臉色變得鐵青，啞口不語，兩眼直視」。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羅斯福來電，欲派史迪威指揮中國全部軍隊，並以一切租借物質置於史支配之下。其干涉中國內政之心，昭然若揭矣。」蔣擔心失去軍隊的控制權之後，自己的獨裁地位會崩解，他卻祭出內政和主權等觀念來，希望國人與之同仇敵愾——確實有不少持民族主義立場的歷史學家因此而同情蔣介石。其實，戰時由盟國的將領指揮多國軍隊，並非干涉內政，也非侵犯主權，艾森豪威爾不就統帥美軍和歐洲各同盟國軍隊實施諾曼底登陸嗎？

蔣介石決定跟羅斯福豪賭一把。他孤注一擲地提出，若史迪威在中國，中國便退出對日作戰，他看準了「美國實有藉華制日之必要，即使敗日以後，將來亦有藉華以制俄之必要。美國實不能無中國」，故而敢於拒絕羅斯福任命史迪威爲中國軍隊統帥的要求。最終，羅斯福退縮了，按照蔣介石的意願撤換了史迪威——同時，爲了安慰這位功勛卓著的將領，將史迪威提升爲上將。

史迪威的繼任者是他在第十五步兵團時的同僚與後輩魏德邁將軍。魏德邁比史迪威性格圓融，但他很快就抱怨説，「擔任蔣介石的參謀長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蔣個性「異常敏感，做事像女人一樣全憑直覺」，蔣和底下的人「力不從心，驚慌失措，他們缺乏從事現代戰爭必備的井然組織、有素訓練及精良裝備。他們一味在政治上勾心鬥角，虛張聲勢。」看來，無法合作的人，不是史迪威，而是蔣介石。

他的理想是爲中國打造一支現代化的軍隊

一九七七年，弗吉尼亞軍校一九二七年畢業班的學生，為了紀念畢業五十週年，特別出版了一本紀念冊。凡是能夠聯絡到的同學，大部分都寫了一篇短文，介紹自己半個世紀以來的經歷。一名中國籍同學如是寫道：

我一九二七年畢業後回到中國，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混亂狀態，軍閥割據，土匪掠奪於鄉間，國民政府無能為力。我也面臨著種種困難。我好像到了外國，一切都需從頭開始。我願意接受任何職位，不管官職高低，仍是走投無路。……我終於找到一個位置，在蔣委員長麾下服務，大部分時間在戰場上度過，曾參加北伐、剿共和抗日，而且曾一度負了傷，並且被日軍俘虜達六個月之久，最後幸能逃跑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我率領軍事代表團到香港，後來複員，在那裡開了一家餐館，並且辦了一家私立中學。總之，我這一生沒有什麽大的建樹，但也無愧於母校。

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周雁濱，一九零一年生，是孫立人在弗吉尼亞軍校的同期同學。他沒有孫立人那麽顯赫的成就，不過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升任少將，也算是一名身經百戰的將軍。他的晚年在自由的香港經商和辦學，比被軟禁在台灣的孫立人幸運多了。

一九二七年，作為弗吉尼亞軍校畢業生，周雁濱回國找工作，四處碰壁。這不是他一個人所獨有的遭遇，孫立人最初也遇到挫折，屈就中央黨務學校軍訓隊長、陸軍教導師排長等卑微的職位。

這些優秀的「海歸」人才回到祖國卻英雄無用武之地，說明中國的近代化並未真正展開——雖然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讓大多數國民黨領導人感受到長期停滯的中國近代式國家建設時刻最終到來了，但大多數國民黨成員並沒有在「什麽是近代式國家」，以及「中國需要怎樣的改革」這些問題上達成共識。

同樣是留美歸來的蔣廷黻，在一九二七年春天第一次到新國都南京，尋找報效國家的機會。他看到的一切卻讓他大失所望：首先入目的是病馬拖著破車，農人們在城中種菜種稻子，水塘、沼澤、半塌的廟宇、光禿的小山、高低不平且塵土飛揚的大街、破爛的店鋪。外國人打趣中國的軍隊，說他們的將軍說話太多，士兵無紀律，營養不良。槍械不統一，有來復槍、有手榴彈、有手槍、有機關槍，還有雨傘。

蔣介石的軍隊打敗了軍閥，但它並非現代化的軍隊——就連蔣介石本人都弄不清楚中國究竟有多少軍隊。南京政府的前十年，軍費開支在整個國家預算中的比例以每年平均百分之六的速度遞減，使得軍隊的現代化遙遙無期。蔣介石專用黃埔軍校畢業生，不信任「海歸」人員。蔣用人的標凖是對其個人忠心，而非是否具備真才實幹。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若非在緬甸戰場遇到慧眼識英才的史迪威，孫立人大概難有機會立下不朽戰績。如果史迪威是中國真正的最高統帥，孫立人、周雁濱這樣才華橫溢、訓練有素的年輕人，必定會在更高的層面上實現其人生理想。

史迪威善於練兵，在第十五步兵團擔任參謀長時，推行過嚴厲的「減肥計劃」，讓長期生活安樂的官兵們叫苦不迭。在任教西點軍校時，他更以嚴厲出名。一天清晨，他在長跑時發現兩晚上沒有回校的軍校學生，那兩傢夥拔腿就跑，四十歲的史迪威從學校東門一直追到西門，一步也沒有被甩下。當史迪威獲得准將軍銜時，收到許多賀信，其中就有一名被追的學生，他說：「我永遠支持你。」這個學生就是後來歐洲戰場的傳奇人物巴頓將軍（Patton）。

一九四一年年底，史迪威赴中國戰區，等候他的是大廈將傾的緬甸戰場。如同在日軍的猛烈攻擊下逃離菲律賓的麥克亞瑟將軍一樣，史迪威也經歷了平生最恥辱的一次慘敗。這不是他的過錯，在緬甸的中國軍隊跟他一九三零年代末期觀察到的中國軍隊一模一樣，他們「犯了基本的軍事錯誤：忽略戰略和戰術的基本原理，使用支援性的武器不當，漠視軍事情報的作用，沒有能力採用健全的指揮和幕僚作業程式，未能建立通訊網絡，無法使車輛、武器維持堪用狀態」。

在此後兩年多時間，史迪威幾乎以一人之力，以自己的經驗與方式訓練中國駐印遠征軍，並領導這支軍隊實現一九四三年底緬北反攻的大捷——日軍從在戰場上未遇到過戰力如此之強的中國軍隊，號稱「叢林作戰之王」的第十八師團幾被徹底擊潰。據日軍戰史記載：「敵軍原來是中國軍第三十八師（孫立人師）一支勁旅，和第十八師團過去在中國大陸上接觸過的中國軍隊，在質素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驚。過去，日軍以優異的單兵作戰能力及較先進的裝備，在面對中國軍隊時都有壓倒性的攻勢。尤其是這個由九州編成，素有把握的第十八師團轉戰中國，同中國交戰最有自信，豈料胡康河谷富昆的中國駐印軍，無論是編制、裝備，還是戰術、技術，都完全改變了面貌。」

史迪威曾向蔣介石提出過一個幫助中國訓練三十個師（後來擴展到九十個師）的現代化軍隊的宏大計劃。如果該計劃實現，中國足以打敗日本，戰後中國的命運可能截然不同——這支現代化的美式軍隊，一定可以戰勝蘇俄幫助武裝的共產黨軍隊，正如追隨史迪威在緬甸戰場上作戰的威廉·佩爾斯將軍（William R. Peers）所説：「我自己堅信，如果史迪威將軍裝備、組織並訓練中國地面部隊的計劃得以完成的話，那麽一九四四年日本步兵就無法摧毀華南的空軍基地……而抗戰後中國共產黨的地面部隊也不可能達成他們的目標。」

然而，蔣介石拒絕了這個計劃。因為，這支軍隊如果練成，將是美軍那樣的國防軍，而不是爲蔣介石看家護院的私人軍隊。蔣介石最擔心的就是失去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他寧願接受失敗的羞辱，也不願擁抱不被他個人所獨佔的勝利。

國共內戰的失敗就無法避免了。史迪威訓練的孫立人和廖耀湘的部隊，被稀釋到混亂而龐大的國軍系統中，被無能甚至心懷不軌的高級將領胡亂指揮，在東北戰場上先勝後敗，最終灰飛煙滅。遭到排擠的孫立人被調到台灣訓練青年軍，孫立人使用的正是史迪威的練兵方法。這支青年軍贏得了金門保衛戰的勝利，奠定了台灣的安定以及此後兩岸長期對峙的局面。在此意義上，守住台灣的功臣不是蔣介石，而是史迪威。

不過，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在睡夢中死於胃癌的史迪威，再也無法知曉這一切。關於史迪威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卡爾森上校評價説：「在歷史的長河中，從來沒有出現另一個像他那樣對中國忠心耿耿的朋友。」二十世紀對中國的各種外來影響中，如果說鮑羅廷是最大的惡意的那一極，那麽史迪威就是最大的善意的另一極。

史迪威在中國的努力，即便不能説是失敗，也算不上成功。戰後，美國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標凖「改造」了曾經在戰場上與之殊死搏鬥的敵人——日本與德國，使它們成為亞洲和歐洲的穩定而富足的民主國家。但是，美國未能如願以償地「改造」戰時作為其盟友的中國。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美國總統塔夫脫在國會發表演講，對中國「在近代化的影響下發生的震撼全國的內戰」表示關切，聲稱「將竭盡全力對中華帝國和它的人民實行傳統的同情友好政策」。雖然美國政府公開表示在南北之間抱持「嚴格的中立態度」，但實際上它更傾向於支持革命黨。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廷宣佈退位，中國成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美國國會兩院發表聯合決議對此表示歡迎：「鑒於中國人民已經成功地表明主權來自人民」，同時又由於美國人民「本質上、傳統上對採取代議制政府的所有努力都表示同情」，因此美國「祝賀中國人民承受了自治的權力、義務和責任」，並希望共和政體「能夠保證中國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進步」。

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後，美國政府對其大力支持。美國政府參與了國民政府的各項改革，包括經濟、財政、交通等項改革與現代化。所謂國民政府「黃金十年」之成就與美國之援助，有相當大的關係。中美的友好關係正如學者孔華潤（Warren I. Cohen）所言：「一九二八年僅憑藉上帝的仁慈，和凱洛格、詹森（助理國務卿）兩人可靠的直覺，促進了美國與國民黨政府的和解，美國人再次把自己視為中國主權的維護者。」

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對華外交，始終存在著一種司徒雷登那樣的傳教士式的單純與樂觀的心態：善良的中國人民一旦接受美國的文明與價值，這個龐大的國家將不再是張牙舞爪的惡龍，而成為美國在亞洲最親密的盟友。這種美好的「中國想像」，一次又一次地在現實面前碰得粉碎。

中國走了自己的道路，至今沒有回頭。史迪威爲中國訓練的那支軍隊已不復存在，史迪威在山西修築的那條公路消失得更早：就在那條公路竣工十一年之後，史迪威的朋友、國際新聞社記者約翰·格林寄給他一份《字林西報》的簡報，談及中國政府對公路缺少維護，那條從汾州到黃河的公路從來沒有進行任何維護，「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

＊作者為旅美作者。[本文選自作者新著《1927民國之死》(八旗文化出版)]

余杰仿效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之筆法，挑選了25位代表性人物，透過書寫他們在1927年前後的生命歷程、政治理念與精神取向，來呈現中國的真實面貌，進而探討近代中國由帝制走向憲政共和的轉型為何全盤失敗。其中既包含了蔣介石、毛澤東、汪精衛、胡適等重要人物，但為了突破傳統國共兩黨單一史觀的框架，余杰更廣泛地納入過去不被重視的角色，諸如其中包括代表了庶民社會的商人、農民，如劉大鵬、張幼儀；為少數民族與邊境地帶發聲的川島芳子、圖登嘉措（十三世達賴喇嘛）；還有反映了列強的觀點的鮑羅廷、史迪威等外國人。內容廣泛而細膩，是深入瞭解民國歷史與國共興衰不可多得的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