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的勝選，掀起社會各界對柯文哲現象所代表意義的熱烈分析。筆者認為，在相關討論中較少被提到的一點，是柯文哲的勝選一定程度挑戰了傳統上由政黨來扮演民意代言人的壟斷地位。而此種新的政治代表（representation）方式，也連帶為政治責任（accountability）這個概念，打開一些新的可能性。
在政治代表這個面向上，柯文哲代表的是一種以具高度魅力的候選人為核心，注重與市民社會作直接連結，而不受政黨侷限的政治模式。此種模式的特色，除了候選人在挑選議題和形成政策時相對彈性，不受背後政黨意識形態與政商結構的制肘外，更重要的，是因為其不靠政黨奧援，因此為獲勝選，必須在選舉策略上偏重追求政治光譜趨中，國家認同意識形態不強，但對議題掌握和治理要求較高的選民。這些選民的意見，在現有藍綠對立的架構下，常常被朝野政黨所策略性忽略。理由在於，藍綠政黨長期認為追求（傳說中的）中間選民並無法保障勝利，但若因此疏離基本盤，那選舉就鐵定會輸。柯文哲這次在台北嘗試的競選方針，恰恰挑戰了這樣的一種政治算計，也提供了一種新的政治代表方式。
除了為政治光譜中間的民意代言，柯文哲的模式也創造了在地方首長層級實踐「責任政治」的不同可能性。傳統的責任政治主要是要求首長受議員監督，或在四年一度的大選中接受選票直接檢驗。然而，由於柯文哲的選舉資本很大部分來自市民社會動員，因此他當選後除了循傳統途徑負責外，也一定程度需要向市民社會持續支領統治正當性的養分。也就是需要在個別議題的施政中，持續滿足市民團體的期待。否則，一旦施政背離市民團體期待而失去市民社會支持，其政治光環和統治正當性也很快會受到影響。
有趣的是，柯文哲當選還不滿一週，就已在勞動局長的遴選投票過程中，受到段宜康所提違背傳統責任政治概念的批評。另外副市長林欽榮（涉及南鐵東移案）人事案所引發的爭議，也同樣反映出柯文哲和民間團體間既結盟又緊張的複雜關係。由於柯文哲尚未上任，因此我們還無法判斷這種新型態負責方式的力道。不過至少在理論上，這種必須持續回應市民團體期待的壓力，相較於傳統透過議員或四年一次投票的民主責任觀，也許確實能提供政治人物更多持續貼近民意的動機，非常值得繼續觀察。
當然，柯文哲的勝選雖然創造了思考政治代表和政治責任的新可能性，但我們也無須急著誇大其對台灣整體民主的結構性影響。反而，這些新的政治可能性究竟是否能帶來進一步的擴散效應，其實目前看來仍充滿挑戰。舉例來說，柯文哲所開創的競選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以具有治理能力和Charisma的個人為前提。若缺乏這樣的個人，市民社會的力量就難以集結。另外，柯文哲的台北經驗，得利於台北市社經水準較高的選民結構，以及大量免費的媒體曝光（感謝止兀與蕾神）。這樣的條件是否能在一對一都會區行政首長以外的選舉被加以複製（或者講白一點，是否能在台北市長以外的其它任何選舉被重現），仍有待考驗。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柯文哲的勝選同時仰賴著中間選民和市民社會的支持，但這兩個群體的價值偏好其實常常彼此衝突。中間選民喜歡的（中產階級）價值觀，很多時候正是市民社會中公民團體的批判對象（公辦都更也許就是一個適例）。在這樣的緊張結構下，我們其實不能排除柯文哲走向阿扁當初執政模式的可能性，亦即大幅向中產階級的保守價值觀傾斜，藉此獲得統治正當性，而與市民社會漸行漸遠。事實上，在選舉過程中一直有評論者指出，柯文哲雖然號稱在政治立場上偏綠，但在許多社會和文化價值觀上，其實與傳統黨國教育下的保守公務員無異。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柯文哲未來在中間選民和市民社會的價值產生衝突時，究竟有沒有能力有效的協調，或是會明顯的偏向保守方，就成為一個值得持續觀察的有趣面向。
＊作者為科技研究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