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在於，我們原先設定立法者的權力在制定遊戲規則，這個角色，在民主政治實踐上，出現了「權力溢出」的角色變質。
理想世界的權力三分，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各有角色、各司其職。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民主實踐後，民意代表學會了如何運用制定遊戲規則這個權力，去擴大自己的角色權力。亦即透過法案與預算，民意代表實際上對於行政權的「執行角色」也產生了愈來愈大的影響力。
理論上，立法者只有訂定抽象規則的權力，但透過這個抽象規則的訂定權力，立法者開始「馴化」行政權，漸漸的，甚至對具體政務、行政個案也開始擁有愈來愈大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立法者雖是人民選出的，但人民對立法者的權力束索，只能每四年行使一次。亦即，選出立法委員後，就進入「代議狀態」，除非祭出高難度的罷免束索，否則人民的束索就被暫時封存，這時立法者的「代議」，代理的不一定是人民的利益，而可能代理的是個人的利益。於是原來，希望憑藉立法權對行政權制衡，避免行政權出現濫權的「負面效果」，卻可能變質成為，立法權對行政權產生部分實質代位的效果，分權的結果，未必是制衡，而可能出現一種權力向立法者傾靠的另一種移轉的集中。
這時候，立法院本身不但因為繁複耗時的議事程序，容易被認為「在效率上無能」，還因為可能基於私利出現對立法權的濫用、甚至干擾行政權的作用，變成「在效果上無能」。
＊作者陳長文為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兼所長／羅智強為前總統府副秘書長。（本文為兩人合著《受縛的神龍：太陽花學運後的民主反思》選摘，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