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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錢鋼語象報告:「敵對勢力」從哪裡來?

1959年「大躍進」破產,而「敵對勢力」卻也是在中國語境確立語義的一年。當年戰友毛澤東與彭德懷從此也成了「敵對勢力」。(作者提供/網路資料)

1959年「大躍進」破產,而「敵對勢力」卻也是在中國語境確立語義的一年。當年戰友毛澤東與彭德懷從此也成了「敵對勢力」。(作者提供/網路資料)

「敵對勢力」是舶來語。據筆者掌握的人民日報資料判斷,它來自斯大林時代的蘇聯。

人民日報創刊於一九四六年,最初是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機關報,一九四七年成為中共華北局機關報,一九四九年八月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敵對勢力」這個詞語,一九四八年首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

斯大林(史達林)主義詞語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報第四版發表丁•斯列波夫的文章《馬列主義思想的寶藏——紀念「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十週年》。

作者在簡述歷史時寫道:

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到清算蘇聯國內壓迫階級這段時期,社會主義的關係已在和階敵對勢力的鬥爭中確定了。

「聯共(布)」,即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其前身是「俄共(布)」。聯共(布)黨史,即蘇聯共產黨黨史。這部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意圖編寫的黨史,肆意篡改歷史,滿紙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對斯大林政敵的詆毀。它在一九三八年出版後即翻譯成中文,成為中共教材,影響了中共建政前後的兩代人,它的一些語句,至今仍掛在中共官員嘴邊。

「敵對勢力」與共產陣營

中共建政後的若干年裡,「敵對勢力」是一個冷詞。從一九五〇到一九五八的九年間,人民日報上總共只有十七篇文章使用這個詞語。「敵對勢力」的語義大致分為兩類:

第一類「敵對勢力」,指資本主義陣營。在共產國家多位領導人和官員的報告、講話、聲明、電報中,均強調抵御敵對勢力的包圍、侵略。

第二類「敵對勢力」,指共產陣營內部的反對者。這種矛頭向內的用法,特別值得分析。

一九五六年六月和十月,在共產陣營的波蘭和匈牙利先後發生大規模抗議。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評論匈牙利事件時說,匈牙利國內有人正在「自由化」的掩飾下開始肆無忌憚地活動起來,他認為「國內有著顯然受到外國帝國主義支持的雄厚的敵對勢力」。(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第六版)。

在慶祝十月革命三十九週年大會上,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稱:「敵對勢力將不止一次地企圖恢復資本主義。最近的事件,首先是匈牙利的事件再一次有力地提醒了我們這一點」。他所說的敵對勢力指的是:「受國際反動派指使的反動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以騙人的口號一度把大量群眾、特別是青年引入了迷途」的「反革命力量」(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八日,第五版)。

截至一九五八年,在中共黨報上,「敵對勢力」一語還從未涉及中國國內。一九五九年,情形改變。

「敵對勢力」與大躍進、大飢荒

一九五九年,人民日報有十篇文章提到「敵對勢力」,是五十年代出現次數最多的一年。其中,六篇與大躍進有關。

上一年,毛澤東號召「超英趕美」為「大躍進」的激進經濟計劃,在城鄉大煉鋼鐵,在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制度,高指標,高征購,中國經濟遭受重創,大飢荒噩夢降臨。一九五九年夏,中共在江西廬山召開會議。會議主題原為糾偏,但因彭德懷元帥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直言批評,激怒毛澤東,議程突變,變成對彭德懷的批判。毛緊急召集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宣佈彭等人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

廬山會議結束不久,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社論:

社論寫道:

我國人民公社一出現,就立即引起了所有反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的極端的仇視和惡毒的攻擊。帝國主義分子從一開始就把一切最野蠻的咒罵和最卑鄙的誹謗投向人民公社。在我國國內,已被推翻的反動階級的殘餘分子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眼看著他們的「好日子」永遠不復返了,也懷著徹骨的仇恨,肆意污蔑人民公社。

(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一個月後,剛剛接替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的林彪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

林文稱「人民解放軍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革命軍人不應當脫離政治。」「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國民經濟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高潮,顯示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無限光芒。⋯⋯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完全相反,在黨和毛澤東同志長期教導下,緊緊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了這個偉大的群眾運動。」「當敵對勢力企圖阻撓和破壞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時候,人民解放軍總是挺身而出,為群眾撐腰」(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第二版)。

一天後,人民日報又發表中共第二號領導人、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文章在九月十四日為「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而作的長文:

和林彪一樣,劉少奇在文章中讚美大躍進、人民公社,嚴厲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他說,社會上所存在的各種矛盾必然反映到黨內,要「徹底消滅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兩年多後,劉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終於吐露真言:中國遭遇的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此話刺中毛澤東,為劉在文革中命赴黃泉埋下伏筆)。

在中國國民經濟已陷入困境的一九五九年和大飢荒最慘烈的一九六〇年,中共黨報用「敵對勢力」這個烈性詞語,將鋒芒指向一切持不同意見的人。當時,對毛澤東的大躍進表示異議的還有蘇共領導人(如赫魯曉夫曾說人民公社是「早產兒」)。人民日報批駁「咒罵人民公社」的「國內外敵對勢力」,蘇聯事實上也在被批駁之列。彼時,彭德懷尚未被公開點名批判,中共和蘇聯「修正主義」尚未公開撕破臉皮,看似面目模糊的「敵對勢力」一語,包羅諸象,是殺傷面很大的罪名。它把一切不贊成中國道路和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統統圈入打擊範圍。使用者想株連的最大敵人,實為對專權者不滿的黨內高層。當時批判彭德懷,一個極其嚴重的指控就是「裡通外國」(這個「外國」指蘇聯)。

上世紀五十年代「敵對勢力」語義的演變,與紅色極權制度遇到的危機有關。先是斯大林主義在東歐的危機,繼而是毛澤東「大躍進」的破產。對主義、道路、領袖的一切懷疑、質疑乃至抗爭,都可裝進「敵對勢力」筐裡,都可扣在「敵對勢力」的帽下。一九五九年,是中文「敵對勢力」一詞在中國語境下確立語義的一年。三十年後,一九八九,它高調復歸時,語義未改。

*作者為知名報導文學作家及記者,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編按:本系列第3篇定下周四8月14日刊出。請繼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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