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政府的全面封殺之下，歐盟國中有了一則不成文規定：
任何台灣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國防部長，
都不能再拿到歐盟諸國的任何簽證。
我對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教訓人的樣子和他的銀色高級領帶。
作為副總統，他的行事格調相當不錯，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教授，英文流利，談吐頗為講究，畢竟是連橫的孫子；但或者也正因如此，他身上有一股傲氣，眼神也過於銳利嚴肅。
那是在布達佩斯往維也納的巴士上，他西裝筆挺和妻子連方瑀坐在巴士司機後的第一排位置上。我是最後一名上車的乘客，他冷眼看了我一眼，表情不悅。我望向車廂，坐位都坐滿了，只有他副總統旁邊的兩個位子是空的，我坐了下來。沒一會，在車子行進當中，那時的新聞局長胡志強便從車廂最後方走過來，「陳小姐，你要不要到後面來坐？我旁邊還有位子？」
我明白胡志強的意思。我不該坐在副總統身邊的位子，我立刻和他往後面挪動。後來我們聊了一個路程。
其實我會是最後一個上巴士的乘客，是有原因的。
讓我先從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日那一天說起。
那一天，在慕尼黑家裡，早秋的午后，舒適恬靜。還記得是接近傍晚時分吧，電話響起，是台北報社的國際新聞中心同仁，「連戰失蹤了！」電話那頭，同事的語氣帶著幾分急迫，「他和一行人共十多位團員，一起在甘迺迪機場消失行緃。」
那時我根本沒想到，彼時連戰的一趟旅途有多重要。其實更誠實地說，我一點都不認為連戰的行程有這麼重要....那幾天，歐洲的重要國際新聞是韓國前總統的新聞，八月二十六日，韓國漢城地方法院判處前總統全斗煥死刑和盧泰愚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六個月。再過一星期，第五十屆聯合國全體會議通過「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這是許多歐洲報紙的頭版新聞。
我服務的是台灣媒體，台灣媒體關心的是我國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出訪多明尼加，過境美國，下落不明。那幾年，台灣經濟起飛，在國際間還頗有幾分經濟實力，所以主政的李登輝總統一直強調，台灣應該要突破過去戒嚴的窘況，積極走出去。
作為李登輝副手，連戰承續了這樣的外交政策，他碩士學位修的便是外交，也曾擔任台灣駐薩爾瓦多大使、外交部長，連戰在此時的一連串動作，也開始了台灣外交史上所謂的「密訪外交」及「過境外交」的一章。
這一天，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日，全台灣的新聞媒體都在找連戰。
連戰去了哪裡？我接到這通電話，距離截稿還有三、四個小時。報社上上下下如此重視此事，在那些年，我一直是獨家國際新聞的領先者，很多新聞同業以為我身上有好幾把刷子。因此，這個追查連戰下落的重責突然降臨到我身上。
如果一定要追蹤連戰去了哪裡，什麼事都不知道，那我至少要知道一件事。「什麼事？」同事推敲我的意圖，「至少，我得知道連戰何時離開紐約！」經過確定，連戰一行人最後被親眼目擊進機場的時間是上午八點，在甘迺迪機場。
上午八點，紐約甘迺迪機場，這就是全部的線索了。
上午八點鐘的甘迺迪機場，有近百航次的班機飛往世界各地，連戰究竟會在哪一台班機上？
我開始思索連戰可能飛往的地點。打開電腦，盯著電腦螢幕，把甘迺迪機場在那個時刻飛往全世界的班機時刻表，全部列印出來。我開始用刪減法刪除－－他剛從南美洲過境美國，如果要飛往亞洲和非洲不必這麼保密，所以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歐洲。於是，我將焦點鎖定在連戰失蹤的那個時段飛往歐洲各大城市的所有班機；再考量紐約到歐洲的飛航時間，以及時差因素，班機的範圍再縮小一些。然後，就是班機降落的機場――歐洲所有的機場，包括慕尼黑、柏林、巴黎、維也納、羅馬……我一一打電話詢問。
那些年，我的丈夫明夏曾經在我另一本散文集中為我寫序，他本人不但是德文作家，也任職德語媒體，他說，他和我結婚那麼多年，有時，心裡也會有那麼一絲懷疑：會不會我是情報員，只是他不知道？
打電話到機場，機場員工眾多，有時近數千人，要找誰問呢？早期，航空公司還有可能會透露旅客名單，但在極端重視隱私的現代，所有航空公司已不可能洩漏旅客任何資料。但我必須化不可能為可能，怎麼找到連戰？我開始設想，如果我真的是連戰的親人，我失去他的行緃，我如何找到他？那年代手機還不流行，如果有急事找不到在旅途中的家人，他們該怎麼辦？一旦這樣設想，在無數通的電話後，包括服務台安檢室等等，在不間斷輪流的詢問中，終於，得到了一個關鍵性的訊息。
不管是哪座機場，都一定設有VIP Service Center。只要是VIP，不管是元首或大明星，他們不經過一般通關而是禮遇通關，通關後會直接進到VIP Room，因為，行李不可能跟人同時抵達，尤其，如果不是直飛，而是需要轉機的話，就更有需要在VIP Service Center稍作停留。
雖然不是最終解答，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大突破。此時，卻已經耗費了我一個多鐘頭時間了。截稿在即，我不能鬆懈，查明了歐洲十幾個機場的VIP Service Center電話。我的英文、德文、法文輪番上陣，甚至，撒嬌、賴皮等各種軟硬兼施招式也全派上用場。每個機場的VIP Service Center的服務人員反應大不同，有的人根本不理我，有些則是直截了當地說，沒有這個人。基於保護隱私，絕大多數VIP Service Center不太透露口風。
但我不死心，掛斷電話後幾分鐘後，我會再打過去；心裡想著，VIP Service Center絕不會只有一個工作人員，一定會有不同的人接電話，不同的人總會有不同態度，總會有人願意告訴我什麼。總有！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日，慕尼黑時間傍晚到晚上，時差六小時的台北晚上到凌晨，從接到「連戰失蹤了」的那通電話開始，四個鐘頭內，我自己都數不清到底打了幾通電話。
打進維也納機場VIP Service Center，又重複了一段已不知說過幾回合的說明之後，電話彼端，雖然看不到對話的人，但從聲音、語調，我明顯感受到一股客氣與善意；顯然，我故作鎮定的冷靜，還是掩不住語氣裡不自覺流露的慌張吧，但同時也激起了電話那端的同情或好奇。但這人還是沒有透漏半點訊息，他只是問，為什麼這麼急著找人？
對方所發散的友善訊息，我在電話這頭接收到了，幾乎是本能反應似的，我知道必須要緊抓住這機會。我告訴對方，我是連戰的親戚，因為家裡有重要的急事，非找到他本人不可。所以懇請對方，務必告訴我，他是否會來這裡。
電話那頭追問，既然是親戚，怎會不知他的行蹤？我說，因為他是台灣副總統，身分特殊，所以即使是親戚，也不一定清楚他的詳細行程。為什麼?他又問了我，因為台灣在中國的眼裡不是一個國家，所以，這個副總統不是一般的副總統。
也許是和我的一番對談引發起他的某種好奇吧？他答應幫我查查看。我記住他的名字，隔了十分鐘，再次致電予他，他問了我，「你真的是連戰的親友？」我被他的懷疑嚇了一跳，但我知道告訴他實話的時候到了。我說，「不是，我不是，我只是新聞記者，但請相信我，我是一位盡責的好記者。」也許因為我用德語向他道歉，他對我的坦白有了回應，終於，他告訴我，的確，連戰會到維也納機場，但只是轉機。
連戰要到維也納！我雀躍了瞬間，但這只是第一步，真相仍不明！這只是轉機，連戰要飛往哪裡？
至此在歐洲已擔任兩年特派員的經驗讓我知道，在維也納，只要涉及台灣與奧地利關係，有個關鍵人物Dr. Gunther Winkler，中文名字叫溫克勒；他是一位對台灣非常友好的維也納大學教授，台灣一開始在維也納設立辦公室，就是由他主導。
我馬上打電話給溫克勒，但他沒接聽電話，我想，他一定是到機場接連戰了。線索斷了，我只能再度使用一開始的土法煉鋼方式，繼續查看那個時段內，從維也納飛出去的班機，再度輪流一一打電話到這些班機抵達機場的VIP Service Center，追問是否有連戰這號VIP。打到了基輔，Bingo！連戰真的要到訪！
找到連戰了！是嗎？我怎麼能聽信一個VIP Service Center員工的一句話？而且，連戰到基輔做甚麼？連截稿的時間愈來愈逼近了，我卻不放棄，反而激發更進一步的好奇心，一切必須水落石出，我繼續打電話到烏克蘭外交部詢問，毫無意外地，碰了軟釘子，沒有人願意透露半點訊息。但是，這個人不告訴我，我就問另外一個，繼續打電話，繼續問。最後，終於有一位外交部亞洲司的人告訴我，連戰要到基輔大學接受榮譽學位。
台北時間，凌晨一點多，報紙已排好版面，就等我最後定稿。我尋求不同的消息管道，我繼續想，連戰到基輔一定是住五星級旅館，我把基輔所有的五星級旅館找了一輪，還真的很快便找到了他。從紐約甘迺迪機場出發，尋遍歐洲，最後，在遙遠的基輔大學，找到了神祕消失了的中華民國副總統連戰先生。
第二天，八月二十一日，台灣三大報的頭版頭條都是連戰的新聞，分別是《中國時報》的「連戰密訪巴黎」、《自由時報》的「連戰密訪慕尼黑」――我當時人就住在慕尼黑，當然，只有《聯合報》是正確無誤的：「連戰扺達基輔」。
不祗連戰抵達基輔，還包括他在基輔的行程內容及他下榻的旅館名稱，這則新聞使得台北同仁一大早便打電話來，恭喜我得到了一萬美元的獨家獎金！
多年後，前主播陳月卿和蘇起一起接受聯合報「相對論」節目專訪，其中，也談到了這一次的連戰失蹤事件，因為不只連戰不見了，這一天，她的丈夫蘇起也不見了。
蘇起是連戰的學生，兩人關係密切，連戰密訪基輔時，當時擔任新聞局長的蘇起，就一直隨行在側。上節目談起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日這一天，陳月卿依然耿耿於懷，甚至感覺很受傷，因為就在這一天，身為妻子的她，完全失去丈夫蘇起的消息；一整晚心急如焚，卻毫無頭緒。直到第二天一早，翻開《聯合報》，才知道丈夫原來和恩師連戰在基輔。
這就是台灣的祕密外交，還真是祕密到極點，連核心分子的枕邊人，也完全被蒙在鼓裡。
祕密外交，積極想要走出去，卻又不能對外昭告，只能偷偷摸摸，低調再低調；很像一種感情關係，明明想一起走一段，卻不能對外公開，因為曝光了，很可能就見光死；而且彼此都明白，永遠不可能有結果。這樣的關係很曖昧，也很弔詭。
但我們相信這樣便是外交嗎？台灣民眾？還是連戰自己相信？甚至李登輝？因為他自己也努力去了美國康乃爾大學接受榮譽博士，但那件事付出大筆的公關費用外，除了光榮了他個人歷史紀錄，惹得中共解放軍將飛彈對準台灣，對台灣究竟是利是弊？
我們再回到巴士車上現場吧，為什麼我會成為最後一個上巴士的乘客？
這就必須談起一九九五年六月連戰的布達佩斯「越界」之旅。當年，與台灣關係友好的溫克勒是維也納大學校長，以頒發榮譽學位之名，邀請連戰參訪維也納。我也是臨時接獲消息，立刻出門至機場，連機票都是在機場現場買的。
連戰到了維也納，獲頒了學位。接下來呢？我和一群紐約、華盛頓遠道飛來的同業商量，現在己經三更半夜了，我們難道要坐在旅館的Lobby一整夜地等？我去向櫃檯人員再三拜託，如果我們台灣團體有人明天要出去，請務必通知一聲，但第二天早上通知我的人是台視紐約記者的丘岳，「連戰他們都上巴士了，在旅館門口。」
我急忙匆匆下樓，只見連戰一行十幾人已坐上停放在旅館門前的大巴士，其他熬夜等待的記者們也都已招來計程車，隨時準備出發。
顧不得腳上還蹬著拖鞋，穿著一身便服也來不及更換了，承蒙丘岳和林達的雅量，我倉促擠上了台視記者租用的計程車，隨後還向丘岳借了一百美金。
稱不上浩浩蕩蕩，但出發後的當天街景，至今卻依然清晰印記在我腦海：一部大巴士在前，幾部計程車緊跟在後；攝影記者全要求計程車打開天窗，架起攝影機，透過開啟的天窗，一路跟拍。從後照鏡，我看到了計程車司機一臉的困惑。我想，他一定納悶著，這些東方人還真是奇怪，這些人到底在做什麼？
車子開出維也納市區，我發現，似乎一路要往奧地利境外駛去，也才驚覺，我根本沒帶護照。顯然，這又是一趟精心安排的「祕密外交」，我可不想下車，就硬著頭皮闖到底吧！反正，最壞的結果就是被拒絕入境。
果然，車子在匈牙利邊界前停了下來。我們這一車，包括司機五個人，卻只有四本護照，因為我少一本。這時候，除了微笑我能做什麼呢？數學可能不太好吧，匈牙利海關人員數了一下，竟沒發現少一本，就讓我們順利過關了！
闖過了關，隨著連戰的大巴士，我們一路跟到了布達佩斯英雄碑廣場前進。只見連戰夫婦、胡志強夫婦、郭為藩夫婦，十幾個人來到布達佩斯便就只是在英雄碑前拍照、合影，就如所有觀光客一樣。拍完照，到餐館吃一頓，這便是全部的外交內容，他們真的來觀光！
除了一雙拖鞋、一身便服，沒有護照、沒帶錢包，更別說電腦了，我陪著連戰一行人吃午餐，點了千篇一律的義大利奶油麵。我是唯一在場的文字記者，其他人持台灣護照不敢前來，而在場台灣電視記者全來自紐約，他們要做的便是錄影，錄完便衝往布達佩斯電視台去了，餐館沒有傳真機，我只能透過電話，一字一句地向報社回報「新聞」。
我可以這麼說嗎？之於我，閱讀台灣所「祕密外交」新聞的「趣味」就在於，「欣賞」媒體同業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作為當過新聞記者的小說作家，我經常被詢問，寫小說和寫新聞有什麼不同？我的回答一直是，寫小說和寫新聞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二碼子事，寫小說需要想像力去編織滾動的情節，但寫新聞卻需要事實事實事實，所有查過的事實！
這一天在布達佩斯英雄杯廣場前的「到此一遊」，在某些報紙版面上，卻成了「連戰與匈牙利總理密談」。別擔心，因為「祕密外交」一切都是祕密，無從查證，所以許多新聞同業都不擔心公信力問題。
連戰先生的這趟奧地利觀光之旅即將結束，一群人準備打道回維也納，我必須面對現實，奧地利海關人員的數學能力說不定比匈牙利人好，我不能再冒險闖關了。
所以，我去找胡志強商量，因為匆忙忘了帶護照，他是否能向海關證明我的記者身分，讓我順利回維也納？或者，就讓我先搭上他們一行人的巴士，至少先前在他們入關時，我從旁觀察到，海關人員並未上車清點人數。
略顯躊躇後，經過討論，其實胡志強也沒得選擇，因為沒有邦交，奧地利海關不會接受他的什麼証明，而讓一名台灣來的記者過不了海關，也不是他所樂見，胡志強勉強允諾讓我坐上他們的大巴士，這便是我成為最後一位上車乘客的故事。
果然，如我所料，奧地利海關也未上車清點人數，我順利地回到維也納。
那些年，就在蘇起、胡志強、朱婉清、溫克勒……這些人的穿針引線下，茶壺裡有了幾次風暴，連戰及胡志強和章孝嚴開始許多次所謂的「祕密外交」。然而也在隨後的三、五年內，在中國政府的全面封殺之下，歐盟國中有了一則不成文規定：任何台灣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國防部長，都不能再拿到歐盟各國的任何簽證。
一九九七年十月，報載，連戰「完成近八天的私人友好訪問，主要在冰島和奧地利停留，並於荷蘭轉機……」實情是，原來外交部的如意算盤是安排連戰第三度在巴黎轉機，屆時，或許還可以藉機闖闖關，但這一次，巴黎明明白白拒絕了！連戰連觀光客都當不成，只能在機場的希爾頓旅館略做休息，然後就BYE BYE。
事實上，在那些年，連戰密集訪歐，無論是冰島、奧地利、梵諦岡……他們總是再三強調，「到人家家裡做客，不要讓主人為難，走出去最重要！」是走出去了，或者，只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
說過了，要怪就要怪當年蔣介石宣稱漢賊不二立，在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從此，台灣就不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際處境艱難，彼時，我們應該像東德西德一樣共存於聯合國才是。
然而，我們的外交處境已經走到這裡，現在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了。
最後要講講連戰的領帶，還有他怎麼教訓別人的故事。銀色領帶真的很出色，他去見教宗時戴的，他見的是我比較喜歡的教宗保祿二世，而非後來令我反感的本篤十六世。
我第一次看到他教訓人是當著國內外媒體的面前，在他見了教宗之後開的記者會，有中國媒體發問問題，連戰看著蘇起，當眾對他說:你回答呀！（不然叫你來是要做什麼？），第二次是教訓朱婉清，是在往雷克雅未克的飛機上，我訂了連戰身後的飛機座位，並要求朱安排讓我採訪連戰，朱勉強答應並說服了連戰，他沒想到我會問尖銳的問題，在我訪問他後，他當著我的面叫了坐在我身邊的朱婉青：以後不准隨便安排採訪。
所以第二次教訓人，其實是在教訓我。
第三次是在雷克雅維克。這次秘密外交是有點內容，他確實去見過冰島總理，行程裡還包括去拜訪冰島的一家博物館，冰島語文也算很古老的語文，但博物館很小，基本上就是樓上一個小陳列物，其餘都是文字說明，連戰和妻子上去看完，便下樓了，幾名台灣記者仍在樓上，我跟著連戰夫婦下樓，但他們並不知情，在轉角處，連方瑀問連戰：這家博物館就這樣？我瞥見連戰很生氣地教訓他的妻子：你少說話！
＊作者為知名作家／曾任《聯合報》駐歐特派員。本文為作者新著《時代的摺痕：特派員的秘密檔案》（天下文化出版）選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