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國滿足於對日本右傾化和軍國主義復活之類的膚淺指責，從簡單的歷史悲情來看待現實的中日關係，這種簡單化和片面化的嚴重後果是，中國方面沒有為自身力量的發展準備好必須的國際軟實力基礎。中國對和平意圖的歷史論述不能為外界所信用，而外界對中國力量性質與方向的擔憂則為中國內部武斷的蔑視所忽略。更嚴重的是，隨著中國力量的成長和糾紛議題的增多，外部的反應都被簡單地視為遏制中國的冷戰意圖，而甚囂塵上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文革式對外政策理念反而普及起來，這些都給外加惡意和善意的猜疑添加了無窮的燃料。日本也因此把對華安全方面的猜忌和擔憂在國際上與內部合理化。
近來，中方已經在中日關係極為冷淡的背景下提出「亞洲人的亞洲」這一中國的門羅主義政策理念，而日方安倍政權則以與中國爭奪亞洲領導權回應。這標誌著中日關係正朝全面戰略競爭和對抗的方向急速發展。缺乏安全博弈和對話框架，猜忌和敵意在互動中增升，歷史遺留的主權爭議問題日益失去管控，並朝危機化方面發展，而且這種雙邊關係的負面發展已經開始蔓延到兩國經貿關係的領域，這形成了中日關係現實的困局。
應該看到，無論是這一困局的形成，還是未來的解脫，中國都負有較大的責任。這一責任不僅是中國為自身利益必須採取的戰略主動，實際上，也是考驗中國新型大國之路的一個致命關口，中國必須通過解決與日本這樣重要亞太大國的戰略和安全穩定問題，藉以向外部顯示中國力量及影響的總體和平與健康性質。換言之，中國必須找到與正常國家日本打交道及共處雙贏之道。不通過這一關，中國的大國之路很可能不會比戰前的德國更順暢。
【中國重建中日關係穩定的路線圖】
由於中日關係對於中國的現實戰略利益和未來國家發展至關重要，而現實中日本走向在亞太發揮更大作用，甚至獨立作用的趨勢已不可阻擋，因此，如何解套中日關係困局，中國方面需要發揮新的高度全局化戰略思維。
二戰結束已經70年，二戰結果和雅爾塔體系早已脫離戰後現實與冷戰後的地區局勢發展，既無現實的機制基礎，也沒有現實的指導意義。正如不能以1895年和1937年的歷史悲情看待現實的中日矛盾和競爭，中國探索主導未來中日關係和亞太格局之路，不應以過時和不現實的歷史框架為依據。雅爾塔時代的中國在亞太整體力量格局上無足輕重，而今日中國卻必須探索自身力量與利益的國際合理化和合法化問題。
顯示中國力量和平與健康性質的最佳方法和不可避免的功課是，中國必須通過地區安全對話和協調的機制倡導者角色出現，而為支持這種努力，中國必須顯示出在重大地區和國際議題中擺脫過去弱國心態的自艾自憐，學習運用國際主流社會的基本外交方式，及對國際法體系的支持。這既需要觀念和外交實踐方面的新起點，更需要真實的內部社會變革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