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魔咒並不是陰謀，也不是宿命論，而是巴西經濟社會中內含的難以突破的弊病，看看巴西的百年歷史，一直處於大起大落之中，形成了令人迷惑的鐘擺發展模式。拉美其他國家紛紛建立共和國的時候，獨立後的巴西卻以帝國的盛裝出現在世人面前。此後的巴西每過20-30年就換一種政治制度，政治的孱弱成為巴西發展的致命傷。造成巴西政局不穩的因素很多，但是健全的政黨制度的缺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造成了巴西民主制孱弱無力，屢次被軍人接管。
軍人在巴西政治舞台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自立國始，軍人獲得了干預政治的權力，軍隊在20世紀60年代登上政治舞台，並且開創了巴西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黃金十年。八十年代經濟危機以及全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巴西巨人回到了軍營，經過八十年代兩次政黨輪替之後，巴西建立了比較穩定選舉制度。勞工黨領袖盧拉2002年贏得大選，2010年盧拉的副手盧塞夫成為巴西總統，長期執政的勞工黨也慢慢偏離了當初的執政理念：比如為窮人服務。
世界盃引爆的全國性示威遊行是一個徵兆，巴西國內的民粹主義又一次爆發，教師、司機、建築工人要求加薪，從而大大延緩了世界盃場館設施的交付時間，有些設施在世界盃之後都無法完成。巴西基礎設施會不會影響賽事進程尚不可知，但是基礎設施的落後著實影響到了巴西人的生活。巴西投資在GDP份額中不超過20%，基建的投入不到GDP的2%，遠遠低於中國的10%，基礎設施供給不足，必然使公共服務的價格比較昂貴，巴西大城市堵車已經到了非常驚悚的地步。聖保羅等大城市的企業首席執行官在總部大樓樓頂起降直升機，以避開擁堵的地面交通，這些有能耐「飛起來」的富豪階層是巴西社會貧富分化的一個象徵。
當一個社會由豪富和赤貧組成的時候，民主也就被民粹綁架，原因何在？因為這個社會已經有失公平與正義，赤貧依靠數量優勢來獲得更多的利益，無論罷工還是怠工都會影響生產效率，而生產率的下降則使這個社會少了活力。財富的分配邏輯超過了創造的激情，沒有人關心如何將蛋糕做大，而是在現有的框架之下使利益最大化。
巴西上個世紀軍事政變之前經歷了一波經濟快速增長，巴西成功地完成了首都搬遷，在巴西高原上建立了一座現代化的首都。當時的總統庫比契克提出「五年超過五十年」的口號，的確鼓舞了巴西人的愛國熱情，但是卻欠下了一屁股債，另外，巴西經濟增速下滑，通脹侵蝕了人們錢包，罷工活動頻繁，為了迎合選票，政客們提出了各種福利分配的方案，結果民粹主義的政客被軍隊推翻了，軍人與技術官僚重建了生產的紀律，巴西進入了新一輪增長。如果巴西有一個穩定的選舉框架，就可以通過政黨輪替實現政策轉換，可惜那個時候巴西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