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佔領運動最大的意義，除了退回服貿、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並代表新一代的公民精神之外，是打開了台灣社會的公共辯論。
這場運動其實是累積了過去幾年的青年運動和社會運動能量，是新一代青年對於政黨主導的代議政治的無奈，對於過去二十年台灣累積的社會不平等和馬政府的新發展主義的不滿，以及對於台灣和中國日益整合的焦慮與不安。
只是，當議場與街道上的激情結束之後，這些能量該如何深化/轉化呢？至少，他們必須在兩個面向打開新的想像。
一、 打開對於兩岸關係的新想像。
台灣和中國互動的架構是我們這一代人要面臨的最大功課，但是我們對於中國大陸卻長久以來太不了解、也缺乏好奇。
服貿協定當然對台灣有深遠影響，但在這場抗議運動之前，一般民眾卻很少關心，直到這場佔領運動才讓相關議題進入公共領域，喚起了公眾關注，並開啟了對於兩岸政策的公共辯論。這是運動的重要貢獻。
反服貿運動的核心理念，或者參與的青年們，基本上並不是「反中」，也不是反對兩岸往來，但他們確實對於馬政府急速推動兩岸整合深感不安與不滿。此外，在二十多天的太陽花學運過程中，有大量對於服貿、對於中國的論述與分析被生產出來。這些不安與焦慮、論述與批評當然大多是真實的，但也有不少誤解與不必要的恐懼。這是台灣社會長久以來對中國認識的失語與空白，而這既是由於台灣媒體的蒼白與貧血，也是來自於藍綠意識型態對中國的傳統想像──大陸不是被視為利益的樂園，就是威脅的怪獸。這是吳介民教授所說的傳統兩種中國想像。
事實是，中國社會可能比大多數人認為的開放多元，而中共政權也比大多數人所認識的更殘酷。例如，在關於服貿的討論中，不少人提到所有中國媒體、出版都是官方喉舌，但實情卻遠比這個複雜。雖然所有中國媒體幾乎都是屬於官方，言論自由也受到限制，但這不代表他們內容都是「為黨宣傳」；相反的，許多「市場化」媒體是在紅線內盡可能去呈現社會真實──當然，這兩年對言論管制越來越嚴，空間越來越小。
然而，在後太陽花學運的氛圍中，反中和恐中的氣氛確實可能越來越強，可能讓公共辯論從「打開」走向「封閉」。台灣大部分人都同意我們不該「逢中必反」，但對於什麼該反，什麼該擋，什麼該促進，正是應該在台灣內部透過更多的公共討論與對話，去累積台灣做為一個政治社群要如何和中國互動的共識。（例如此前對於陸生健保的討論就是關於我們如何看待不同身分的大陸人，以及我們做為一個共同體在不同層次上的邊界。）
其二，打開台灣的新政治想像。
太陽花學運是台灣新世代的新價值的展現，並可能是民主化以來第一代沒有藍綠包袱的一代新公民──這不是說他們沒有藍綠政治立場，而是他們的政黨認同或者對政治偶像的情感較低，他們也厭倦了傳統藍綠政治想像。
問題是，他們是否能真正改變既有的政治格局與陳舊的政治想像。尤其年底即將舉行七合一選舉，如果仍然只是傳統的藍綠對峙格局，而欠缺新的論述、候選人或想像，那麼這股新爆發的社會能量可能會在舊政治中逐漸耗盡。
紐約時報知名專欄作家佛里德曼最近寫文章「廣場人怎樣從顛覆走向重建」討論這個類似的問題。所謂「廣場人」（這位專欄作家一向善於創造概念），指的是一群新近集結起來的中產階級人士，從開羅到基輔，從伊斯坦布爾到德黑蘭，從突尼斯到莫斯科，他們聚集在廣場上，要求對自己的未來有更大的發言權，要求更好的政府治理。「接下來最需要關注的是，哪些廣場人能從顛覆走向建構——可以利用其追隨者的能量和初生的渴望，把它們變成政黨、選舉和善政。」
他說，「無法把自己的雄心壯志變成能夠贏得選舉然後執政的政黨，這是廣場人的致命弱點——無論是在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還是在佔領華爾街的運動中。」
另一位美國知名的政策專家莫伊塞斯·納伊姆(Moisés Naím)也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為文「為何街頭抗議無用」：「通過Twitter、Facebook或簡訊呼籲抗議肯定會吸引很多人，尤其是為了反對某種東西的時候——任何東西，真的，只要是讓我們憤怒的。問題是，在遊行之後會發生什麼。……在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活動的背後，很少有着一個運轉良好的、更加長期的組織，能夠跟進抗議者的訴求，承擔複雜的、面對面的、枯燥的政治工作，而這些工作才會為政府帶來真正的改變。」
回到台灣，運動者當然認識到這個問題，所以佔領之後紛紛成立各種組織繼續前進，除了學生組織，本週民間團體也開始推動新憲運動 。這些運動都希望承繼新的社會能量，提出新的政治論述，形成有力的新政治運動。
另一方面，重新擔任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也企圖要接收這股能量，但民進黨的既有理念與體質能否真的和這股社會力量對話，也令人懷疑。
2012年大選，小英以公平正義作為主軸，是台灣政黨競爭主軸的一次重要突破──民主化後台灣的主流政治論述就是「拼經濟」和「拼本土」，而沒有「拼正義」──只是最終仍不敵九二共識以及國民黨的企業牌。在那次選舉中，人民選擇了經濟利益大於公平正義。
那麼下一次呢？如果這次太陽花運動，是新世代後物質主義價值的逆襲，是他們對中國與台灣日益接近的擔憂更甚於於對經濟成長或競爭力的追求，那麼下一次選舉以及此後，這個新世代與新價值將可能改變台灣的政治想像嗎？
＊作者為台灣評論人，現任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兼《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