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中國工作的台灣人因為全面性感染而需要撤離，那依官方資料的保守估計，人數至少有四十萬到八十萬人，屆時除了沒確診與台灣國籍兩條件之外，我們還要加上什麼標準來進行不到百分之一的甄選？
翹首期盼武漢第二班包機的台人與家屬已經上書總統求救，還號召親友到陸委會抗議，類似的事件只會愈來愈多。政府必須盡速建立救援優先原則與緊急救援名單，不是放一個小明的故事當風向球，放任社會各種力量互相角力，再來追隨主流民意。防疫如同作戰，但作戰是會有犧牲的，誰在什麼原則下會被犧牲，這是領導力真正的展現，也是人權內涵真正的考驗。
民族主義被認為是種「想像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內，所有的人被想像為彼此平等，具備均質的民族性格，能夠以同胞愛相互扶持，甚至於相互犧牲的成員。所以共同體的同胞愛是有邊界的，其邊界是成員透過集體承受苦難的共同生活經驗而凝聚出來的。「我們」與「他們」的邊界劃定不只是國籍這種客觀條件，也需要成員願意共同承擔風險的主觀認同。
病毒在測試著台灣的矛盾
台灣的民主化與資本西進在一九九○年代同時展開。民主的選舉制度與福利國家進展，不斷刻畫出台灣人的共同體認同與公民身分；但資本西進卻引入跨海峽政商集團，養大紅色供應鏈，增強中國壓迫台灣認同的經濟與軍事肌肉。
中國愈壓迫，就愈刺激成形中的台灣認同，這種雙重運動導致今天台灣共同體認同內「我們」與「他們」的種種主客觀矛盾。病毒像試劑，刻畫了這些矛盾的範圍與深度，也拷問了各方人馬對這個共同體邊界的態度。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兼東南亞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