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全球蔓延，許多遊走兩岸的政客、學者、商人、名嘴與藝人，突然變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人權鬥士。有人為台商哽咽，有人援引《兒童權利公約》為陸配子女請命。但中國政府箝制武漢醫師對疾病預警的言論自由，導致無法收拾的大量死亡，毫無預警的封城粗暴地限制人身自由，徵用私人財產，對侵犯基本人權毫不在乎。
愛在瘟疫蔓延時，要愛誰？
重災之餘，一方面阻止台灣參與世衛組織（ＷＨＯ），另一方面幾乎無檢疫地要台灣一次接回九七九人，企圖破壞台灣迥異於中國的防疫表現，不照這樣做就是「台獨比病毒更毒」。政治考量高於人命，這種中國式「差序格局」的人權與道德訴求，根本就是出於各種自私盤算的偽善。
衛福部的最高原則是「防疫優先」，在負壓隔離病床與檢疫能量有限下，自然就會有優先次序的問題。第一批武漢撤僑時就是「確診者不登機」，即使是台灣國民也愛莫能助。這種保守而限縮的原則，卻得到八成民意的支持，理由直接而強烈：台灣人不要防疫缺口。這個民意趨向只要站在街頭就可以看到，全台六千多家藥局每天都有排隊人龍，大家都希望自己與家人能「罩」得住。
這種心態也不獨台灣為然，全世界都紛紛跟中國斷航。台北市長柯文哲可以講漂亮的門面話說：「我們的共同敵人是病毒。」但病毒是透過人來穿透國境，結果是台灣人與中國人一起被拒於他國國境或餐廳、夜店之外。
這不只是因為世衛組織把台灣列為中國的一部分，而是國際上能分清楚「中華民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實在不多。更何況台灣與中國有那麼多人員往來，自己還宣稱兩岸一家親。其他國家對台灣人的戒慎恐懼，跟我們對「中港澳旅遊史」的警報沒什麼兩樣。
「防疫優先」面臨的考驗
在防疫優先成為超越藍綠的台灣共識時，陸委會打算以專案申請方式開放陸配子女入境，就成了一個突兀的決策。按照陸委會的統計資料，陸配已登記婚姻者有三十四萬多人，在台灣定居、長期居留、依親居留、專案居留與團聚者超過二十三萬多人。這二十三萬個家庭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小明」要回家，就足以讓台灣的防疫系統超載，這是逆轉防疫優先邏輯的重大改變。
許多孩子生下，父母卻為他們選擇中國籍，只以長期居留取得台灣的健保資格，這種想要中國籍，又要台灣共同體負擔他們健康風險的投機主義，比起武漢確診台灣人無法上機來說，更沒有正當性。之前台辦與徐正文「搞飛機」，還可以說登機的邊境檢疫控制權不在我方，現在自己捅出這樣的婁子，徒留蔡政府內部決策失調的批評口實。
不過，防疫優先能夠維持多久呢？中國對各大城市採取封城手段，看似很有魄力，但封城就表示沒有辦法準確辨認出確診者，只好重症、輕症、沒病者一起隔離，這無法阻止疫情傳播，還會窒息社會運轉。現在又強力要求復工，只會加重群聚傳染。
如果在中國工作的台灣人因為全面性感染而需要撤離，那依官方資料的保守估計，人數至少有四十萬到八十萬人，屆時除了沒確診與台灣國籍兩條件之外，我們還要加上什麼標準來進行不到百分之一的甄選？
翹首期盼武漢第二班包機的台人與家屬已經上書總統求救，還號召親友到陸委會抗議，類似的事件只會愈來愈多。政府必須盡速建立救援優先原則與緊急救援名單，不是放一個小明的故事當風向球，放任社會各種力量互相角力，再來追隨主流民意。防疫如同作戰，但作戰是會有犧牲的，誰在什麼原則下會被犧牲，這是領導力真正的展現，也是人權內涵真正的考驗。
民族主義被認為是種「想像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內，所有的人被想像為彼此平等，具備均質的民族性格，能夠以同胞愛相互扶持，甚至於相互犧牲的成員。所以共同體的同胞愛是有邊界的，其邊界是成員透過集體承受苦難的共同生活經驗而凝聚出來的。「我們」與「他們」的邊界劃定不只是國籍這種客觀條件，也需要成員願意共同承擔風險的主觀認同。
病毒在測試著台灣的矛盾
台灣的民主化與資本西進在一九九○年代同時展開。民主的選舉制度與福利國家進展，不斷刻畫出台灣人的共同體認同與公民身分；但資本西進卻引入跨海峽政商集團，養大紅色供應鏈，增強中國壓迫台灣認同的經濟與軍事肌肉。
中國愈壓迫，就愈刺激成形中的台灣認同，這種雙重運動導致今天台灣共同體認同內「我們」與「他們」的種種主客觀矛盾。病毒像試劑，刻畫了這些矛盾的範圍與深度，也拷問了各方人馬對這個共同體邊界的態度。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兼東南亞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