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樣的不透明黑箱作業方式所引起廣大民眾的抗議壓力，使得韓國政府不得不開始放低姿態，與民眾進行溝通。此外，有選舉連任壓力的立法機關，更因此不敢輕易地為政府所提出的政策放水通行。
韓國FTA政策變動過程的啟示
由於近年來經貿談判協商結果將更直接地影響到民眾的生活，因此即便是面對過去主張有機密性與專業性的外交經貿領域，韓國民眾越來越不想只當個單方面接受其影響的被動旁觀者；而由於定期民主選舉機制，亦使得韓國總統候選人必須在競選時廣納民意，並在執政後設法實現其競選訴求。而在上述的這個歷程中，在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中，絕對內部政治的賽局會比外部政治的賽局還要重要，因為其執政者之正當性來源並非出自於國際社會，而是來自其內部民眾的支持。這也是為何韓國政府在積極推廣FTA全球布局之際，必需要費心對內進行溝通與宣傳的最重要因素。
而再探討完韓國FTA戰略轉變的政治過程之後，筆者認為韓國過去十餘年間推動FTA的經驗與台灣目前的狀況有許多可比較對照之處，亦足以提供台灣不少啟發之處。以下僅提出五點觀察，做為本文的結語：
1、體認外交經貿戰略設定的重要性：以韓國的例子為例，由於韓國希望自己能成為大型經濟體之間的連結角色與區域經濟的核心軸，因此我們可以發現近年來韓國政府其實不願意輕易表態或與其他國家發生正面衝突，即便有表態也盡量在「告知」與「溝通說明」之後才加以提出。因此，台灣必須明確尋找出自身在區域經貿中所預期扮演的角色與地位，才能依此制定出服膺該角色的外交與經貿戰略。
2、省思民主政治下對外通商貿易談判的工作重點：在遭遇到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韓國自金大中政府以來，長期將通商談判與外交結合，重視的就是談判技巧與談判的時效，亦即其對「對外的談判速度」之重視程度，勝過於「對內的深化溝通」。然而，在簽訂韓美FTA時遭遇到來自民間的強大抗議之下，韓國政府逐漸將推動FTA的重心工作轉為對內部的溝通與宣傳之上。事實上，民意才是民主政府正當性的來源基礎，因此不能忽略對外通商談判的民主過程。
3、瞭解「經濟民主化」的要求勝過「經濟領土」的追求：雖然，韓國已經簽訂了多項FTA，韓國各方面的成長也受世人矚目，但事實上貧富不均加深與兩極化社會日益嚴重的問題，使得民主選舉之下的韓國社會對「經濟民主化」要求聲浪日益升高。因此，如何能讓民眾有感於「簽訂FTA」後的經濟生活改善，成為執政者在推動FTA政策時的最大課題。
4、重視『通商程序法』立法要求背後的民意基礎：在韓國，起初積極推動此項立法的，都是國會的少數政黨。雖然在佔國會多數的執政黨讓步之下，此項法案得以通過，但不應忽視的則是背後所反應與凝聚的社會共識。重視公民的民主參與、意見整合與官民的雙向溝通，是近十年來韓國政治社會的主流意識，如何尊重如此的民意趨向，將決定一個執政者的歷史定位。
5、提出服膺「民主程序」與重視「實質效益」的通商程序規則：事實上，程序的定型化在強調通商談判的民主機制同時，若能有效累積足夠的談判經驗，反而能獲得加快談判速度的效果。如前所述，韓國的國會通商條約批准權是由憲法所構成，強調通商協定談判過程中的「協商的透明性」、「公民的參與性」與「國會的監督性」。其立法精神在於：不能單從特定政權或是特定行政機關的立場出發來進行外交經貿的談判，而必須考量整體國民的立場來探討簽訂通商條約之適切性與妥當性。參酌其立法精神，冀望台灣各政黨能以全體台灣人民的福利做為依歸，跳脫黨派之私，建立出符合民主要求的對外通商談判的程序規則。
＊作者為台灣東北亞學會副秘書長、真理大學應用日語系暨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本文為《認識各國自由貿易協定（FTA）》之〈韓國FTA政策轉變的政治分析〉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