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從宋朝歷史中看到，每當出現嚴重的災害事故，有擔當的宰相總是主動引咎請辭；如果他對災異裝聾作啞，代表天下公議的台諫也會上書彈劾，迫使執政官辭職。辭職可能於事無補，卻表明一種負責任的姿態。這種政治姿態，在現代政治生活中也是適用的。
可能有一些朋友還會質問：皇帝才是帝國的最高領袖，為什麼不是皇帝引咎辭職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君主的更迭震動太大，假如頻繁地更換君主，勢必引發政治動盪。因而，在君主制下，不論古今中外，君主不擔行政責任幾乎是一個通則，英國普通法中即有所謂「君主不容有錯（The king can do no wrong）」之原則；儒家政治學說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叫做「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
恰恰正是這種「君主不容有錯」的原則，推導出了建立「君主立憲制」與「責任內閣」的可能性——君主既然不容有錯，那麼就只能作為尊貴的國家象徵，而不得過問實際行政，不負行政責任，如是，政府有錯，由宰相擔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宋代當然不會有「君主立憲」與「責任內閣」的概念，但宋人無疑已經產生了近似的意識，如宋神宗時常插手具體政務，富弼便堅決反對，他的理由是，「內外事多陛下親批，雖事事皆是，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意思是說，君主親裁政務，即便事事皆對，也不是為君之道，何況若有一事批錯了，又該如何問責？
出於「可問責」的考慮，宋人主張將執政的權力交給一個專業的團隊，即宰相領導的政府。補充說明一下：「政府」並不是一個外來的現代詞，宋人也使用「政府」一詞，用來描述執政的團隊，而且宋人認為，這個團隊是可以問責、可以更替的。
體現在制度上，即朝廷的政令（詔書）儘管出自君主之名義，卻必須由宰相副署。宰相副署制是「責任內閣」的制度起點。這其中的道理，晚清的梁啟超說得很清楚了：西方君主立憲國家因「君主不能為惡」，不能負行政責任，而創立國務大臣副署之制，副署者，即證明「此詔敕已得大臣之同意也，故以有副署而大臣之責任緣之而生，同時亦以有副署而君主之責任緣之而卸」。「大臣認為不當發佈之詔敕，可以拒不副署」，「爭之不得，則辭職耳」。
梁啟超描述的「西方君主立憲國」這套政制，其實在宋朝已可見其萌芽。用南宋的朱熹的話說：「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顯然，在朱熹看來，君權應當象徵化，故君主不負責任，但治理有過失必問責，責任即由副署之宰執承擔，這是通過非成文法（祖宗法）確立下來的憲法慣例——這樣的治理形式，離虛君立憲制下的「責任內閣」不遠了。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總結一句：宋朝宰相因為發生災異而引咎辭職，既是「陰陽不和，責在宰相」這一古老觀念的邏輯結果，也是宋人有意識地構建「責任政府」的制度結果。如果說前者已「不合時宜」，後者則顯然具有普遍的價值。
＊作者為歷史研究者。（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http://goo.gl/6tmZJ0，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