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德克・巴萊》只是台灣政治對藝術屈尊降貴最顯著的案例而已。近幾年，政治對藝文表演大感興趣。陳水扁總統任八年職期間曾經不只一次蒞臨觀賞所謂傾綠的劇團演出，馬英九執政期間第一夫人也多次蒞臨觀賞藝文表演，並於演出後到後台為工作人員打氣，合影留念。這些受到政治人物青睞的團體不但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反而沾沾自喜。但政治青睞藝文表演的例子還不只於消極的現身捧場。為了慶祝建國百年，馬英九總統建議籌拍《國父》的紀錄片，很多藝文團體、人士爭相競標，片子尚未拍出卻已引出藝文人士相互攻訐的現象。台北市舉辦聽障運動與花博時，很多戲劇團體都積極參與、包到工程。除外，更有藝文人士受地方政府和企業公司的委託，積極參與花蓮或台東的開發；例如，在他們天方夜譚的想像裡，花蓮可以建造一座高科技舞台展演定幕劇的劇場，藉以吸引更多的觀光客，從此偏遠而交通不便的花蓮將會變成人們趨之若騖的觀光勝地。要不是《夢想家》的爭議引起多人質疑，這項破壞山水的工程可能早就啟動了。
從以上總總現象看來，政治主動對藝文伸出友善的手從來不是一件好事。照理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偏偏咱們的藝文團體卻是一頭栽進，跟著政策走，甚且引以為傲。他們謹守don’t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不咬餵養的手）的信條，擺出乖巧、無毒的姿態，政府當然樂於給錢，企業當然樂於贊助。
當台灣戲劇和電影不再對政治造成丁點威脅，那是什麼樣的慘狀？一部《無米樂》刺激了扁政府，受到陳水扁總統的高度關切；一部《不能沒有你》刺激了馬政府，受到馬總統的高度關切。在這我們見識了民主政治的狡詐，它對藝術的納編是水過無痕的，它削弱威脅的力道是魔高一丈的。正因如此，當今台灣藝文創作者所面臨的竟是雙重納編的危機。一方面，它來自商業機制的召喚，導致近幾年藝文創作的形式大半是譁眾取寵，而內容則大半軟綿綿、輕飄飄，感動了中產階級消費者，卻對社會文化沒有另類省思。（在小說和散文創作，我們或許尚可找到一方淨土，但就主流表演藝術而言，情況特別嚴重，嚴重到吹起反智風潮。）市場的誘惑造成的現象之一，就是創作者發覺，在創作之餘，他們必須花同樣的，如果不是更多，的時間來經營自己的「品牌」。
政治召喚與商業召喚的一體兩面
另一方面，它的危機來自政治的召喚，而當我們處在企業為大、企業主說了算數的年代時，政治的召喚和商業的召喚已是一體兩面了。它導致的現象是創作者少了脊椎而無視倫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