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在造就死亡與痛苦的同時，往往還附帶造就一樣東西：明星記者。
加西亞·馬奎斯就是如此。一場突如其來的自然災難，為他鋪下了通往明星記者的紅地毯。那是1954年，他剛剛加入哥倫比亞第二大報紙《觀察家報》不久，哥倫比亞麥德林市的一個城區發生惡性地面坍塌，導致多人死亡。加西亞·馬奎斯的調查很快指向政府管理上的疏忽。他在報導中說，由於緩慢湧出的地下水並未疏導，塌陷事實上從六十年前就已經開始。
這篇報導奠定了加西亞·馬奎斯在《觀察家報》接下來的兩年裡的報導氣質：以詳盡的調查、反思，反駁官方版本，展現國內的現實狀況。
很少有作家能像加西亞·馬奎斯這樣幸運，人還在世，就被讀者與評論界齊心協力抬入“偉大作家”的殿堂。同樣，也很少有作家像他這樣，在成為著名作家之後，仍然對自己的新聞職業生涯一往情深。他甚至認為，斯德哥爾摩的評委們之所以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給他，一半原因是出於對他新聞事業的肯定。
與加西亞·馬奎斯相反，許多記者出身的作家在成為作家之後，對自己當年的飯碗都採取了反戈一擊的態度。加西亞·馬奎斯最崇敬的兩個作家之一格雷厄姆·格林，在成名之後，非但沒有像加西亞·馬奎斯那樣對新聞職業充滿感念之情，相反卻屢屢施以冷嘲熱諷的筆調。在他的小說《沉靜的美國人》中，主人公之一“我”，是一個看破紅塵的英國記者，活得相當疲憊與空虛，同時又對新聞業懷有一股驅之不散的鄉愁，認為六十年代的記者已經不復像用氣球傳送新聞的時代，那個時候，記者們還能夠從容地寫出好的新聞報導。在《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案例》中，格雷厄姆·格林對新聞這個行當的厭棄，通過筆下塑造的記者帕爾金遜這一形象，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且看他是怎麼描寫帕爾金遜的吧：“在他那座大肉山似的身軀裡，因為缺乏新鮮空氣，道德感早已腐爛，死亡了……除了支票的數目大小，任何東西也不會叫他難過或失望。”或許，格雷厄姆·格林是在向自己最佩服的作家伊夫林·沃學習吧。同樣是記者出身的後者，在上個世紀初寫作的小說《獨家新聞》中，毫不客氣地將新聞人描繪成了群醜。
與加西亞·馬奎斯雙峰並峙、恩怨交加的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也有過新聞從業的經歷，在小說《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中，他直接將一個記者塑造成了敲詐犯。
加西亞·馬奎斯不同，他對新聞業的詠嘆持久而深情。他了解新聞業的黑暗面，但知道光明也並不虛妄，他願意放大這光明。1996年，身為伊比利亞美洲新聞基金會會長的他，在於美國洛杉磯召開的美洲報業協會第52屆大會的開幕致辭中，做了題為“新聞業：世上最好的職業”的演講。此時的加西亞·馬奎斯，早已名滿天下，但是，回望新聞業，他表達的是生死以之的熱情。演講的末尾，他說：“新聞是一種永遠無法滿足的激情，遭遇現實才能盡情揮灑……沒有為此而生、打算為此而死的人無法堅守一份如此不可思議、強度極高的工作。”這簡直就像對愛人的抒情，能詮釋這種熱情的中國新聞人，應該是七十年前的張季鸞。這位天才的報人，在烽火燃遍大半個祖國山河的時分，為新聞燃盡了生命之火。彌留之際，他仍然在操心《大公報》社論的寫作，其遺囑中，語不及私，都是砥礪、期望《大公報》同仁團結奮發爭取國家、民族復興之詞。
熱愛過的人，才說得出那樣的話。加西亞·馬奎斯對於新聞業的熱情，既不誇張，也非矯情。在多種加西亞·馬奎斯的傳記中，記者生涯都是濃墨重彩的篇章。記者之於他，是飯碗，是生存方式，也是實現社會抱負的手段，當然，更是他小說創造的靈感源泉。
用詳盡的事實還原真相，反駁官方版本，是加西亞·馬奎斯新聞生涯鼎盛時期的典型風格。代表這一風格的最負盛名的新聞作品，是對一次海難的顛覆性報導。1955年2月下旬，哥倫比亞驅逐艦卡爾達斯號從阿拉巴馬州的莫比爾改裝後回到停靠港卡塔赫納，途中艦艇失去控制，除了海軍軍官路易斯·阿雷漢德羅·維拉斯科倖存，其他船員均遇難，事故原因的最初說法是遇到了暴風雨。維拉斯科在沒有食物、很少飲用水的情況下，在救生艇上生存了十天后獲救。立時，他成了全國的英雄，總統授勳，媒體追捧，到各地巡迴演講，光環逼人。加西亞·馬奎斯對維拉斯科做了十四次、每次約四小時的採訪，無意中揭露出軍艦並非在暴風雨中顛覆，而是因為載有走私貨物而下沉，而軍艦的安全程序也有欠完善。報導讓軍政府掃盡顏面，也讓加西亞·馬奎斯成為政府眼中的麻煩製造者。
對於新聞，比的不是誰發得早，而是誰發得好，這是加西亞·馬奎斯信奉的原則。事實上，他採訪倖存海軍軍官時，這起海難已經是一樁舊聞了，《觀察家報》的負責人對於報導這一題材並無興趣。然而經過加西亞·馬奎斯的非凡努力，對這樁舊聞的報導，成為當年的頭等新聞事件、文學事件與政治事件。加西亞·馬奎斯成名後，根據該報導結集的《船難水手的故事》一書，25年間售出1000萬本。
對於鐵幕時期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報導，是加西亞·馬奎斯新聞生涯中的另一筆絢爛之作。加西亞·馬奎斯的政治立場光譜複雜，是廣為人知的事實。反獨裁政權，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軍備競賽，傾心社會主義，是他青年時期堅定抱持的政治立場。但是，加西亞·馬奎斯絕非簡單的教條主義者。他相信的社會主義，是“博愛而民主的社會主義”。基於誠實而犀利的觀察，加西亞·馬奎斯於1959年發表的系列報導《鐵幕後的九十天》，成為特殊歷史時刻的非凡見證。而他本人，則被譽為有先見之明地批評蘇維埃體制弱點的一位心懷善意的觀察家。
即使在今天看來，加西亞·馬奎斯在半個世紀前對蘇維埃體制的觀察，仍然閃耀著睿智的光芒。在東德，他發現那裡的人們儘管吃著火腿和雞蛋的早餐，但“看起來洩氣而怨恨，就像受盡屈辱的乞丐”。在蘇聯，他思考著蘇維埃政權能舉行盛大的慶典活動，能把人造衛星送入太空軌道，然而，在提供人民合理的生活水平上，這個政權卻顯得如此失敗。對於外來者，莫斯科一派光鮮，呈現最好的一面，對此，加西亞·馬奎斯評論說：“我不想認識整理好頭髮之後才出來待客的蘇聯。一個國家就像女人一樣，你要在她們剛起床的時候認識她們。”
“所有的共產政權都被退化的遺傳密碼所詛咒”，這是加西亞·馬奎斯發現的事實。但是，他仍把對美好社會的希望放到最後的寄存之地——古巴，並與菲德爾·卡斯特羅一度建立了密切的關係。為此，他招來了蘇珊·桑塔格的無情批評：“加西亞·馬奎斯更厚顏無恥，他愛上了他的權力，在這個世界上他最喜歡的是成為大統治者的朋友。 ”其實，加西亞·馬奎斯不斷在思考與成長，最終，他傾向於認為，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這兩個體係都不是拉丁美洲的答案。
加西亞·馬奎斯在“世上最好的職業”裡堅持了近三十年。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是他新聞生涯的告別演出。當時，他經常給以“對抗假消息”、展現“日漸屈從於政府控制的大媒體或電視上從沒有出現過的另一個哥倫比亞”為辦刊目標的雜誌《抉擇》撰寫政治評論，這是他成名之後首次公開的政治新聞寫作。
晚年的加西亞·馬奎斯，仍然關注新聞業的變遷，並深致憂患之情。十六年前，他就已經覺察到，新聞業面臨的問題是比不上技術工具的發展速度。科技進步一日千里，記者們得在科技的迷宮中摸索前行。他對創立於十五世紀的新聞這門行業的名稱新聞學，如今被改為傳播學，或社會傳播學，頗不以為然，調侃為“好比在淋浴房遇上宇航員打扮的教皇”。他認為當下的新聞教學忽視了最為重要的兩點：創造力與實踐。
老兵永遠不死，只是悄然隱去。謹以此文，獻給這位剛剛隱去的新聞業老兵。
＊作者為中國作家。（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http://goo.gl/SSzbCM，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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